可是,為什麼我明明把這些事想得這麼透徹,卻始終無法讓自己順應現實?為什麼每當人生在我面前展開一條新路,我總是畏縮不前,遲遲不敢邁出腳步?為什麼每一個靠近我的人,我都像他們是來加害於我似的,滿懷戒心地迎接他們?偶爾,我也會有那麼一段時間忘了自己,在某人身上找到與我相近的地方。但我腦海裡那固執而絕望的判決,立刻就會浮現出來:「別忘了,別忘了,那個人曾經離你更近……即便如此,他還是這樣對你……」它就這樣把我喚回現實。每當我看見有人向我靠近到一步之遙,心中燃起希望時,我立刻又會收斂自己,心想:「不,不,那個人曾經離我更近……我們之間甚至連距離都沒有了……可結果呢?」不相信,無法相信……這種感覺的恐怖,我每一天、每一刻都能感受到。為了擺脫這種感覺,我做出的所有努力都白費了……我結了婚……就在結婚當天,我就明白,妻子對我而言比任何人都更遙遠。我有了孩子……我愛他們,但我明知他們永遠無法填補我生命中失去的東西……
工作從來沒引起過我的興趣。我像一部機器似的,渾渾噩噩地埋頭苦幹。明知自己被人欺騙,我甚至從中感到一種快意。我的姐夫們把我當傻瓜,我也毫不在意。債務、債務的利息、結婚的開銷,把我僅剩的那點家產一點不剩地吞噬殆盡。橄欖園賣不出價錢。有錢人早已習慣用近乎免費的價格收購無人繼承的產業。一棵每年能產出七八里拉果實的橄欖樹,連根帶樹半里拉都找不到買主。我的姐夫們為了幫我擺脫困境,避免家產散盡,替我償清了債務,同時拿走了我的橄欖園……到頭來,我除了那棟十四個房間的破舊老宅和幾件家具之外,什麼都不剩了。我岳父當時還在世,在巴勒克埃西爾當公務員;透過他的關係,我在省城一家公司謀了個職位,一待好幾年。家裡的負擔越重,我對生活的聯繫就越淡薄,原本該增加的幹勁反而完全消失了。岳父去世後,小姨子和內弟們都成了我的負擔。我那四十里拉的薪水根本養活不了所有人。妻子的遠親設法把我弄到安卡拉,也就是我現在工作的這家銀行。他看在我會外語的分上,覺得就算我性格懦弱,應該也能很快升遷。結果完全不是他想的那樣。無論我在哪裡,對周圍的人來說,我的存在與否根本無關緊要。到處都有許多機會冒出頭,許多人給了我短暫的希望,讓我以為可以傾瀉我內心深知自己滿溢的愛意,重新開始生活。可我始終無法擺脫那種懷疑:「有什麼必要呢?既然最終還是會陷入新的欺騙與新的幻滅,又有什麼必要呢?」我這輩子只相信過一個人。相信得那麼深,以至於在這件事上受了騙,就讓我徹底失去了相信別人的能力。我並不氣她。我感覺自己根本不可能對她發怒、生她的氣,甚至不可能去想她的不好。但我確確實實是受傷了。這份對生命中我最信賴之人的傷痛,幾乎擴散到了所有人身上;因為對我而言,她就是全人類的象徵。後來,即使過了這麼多年,每當我發現自己仍然對她念念不忘時,我心中就會湧起一股更強烈的激憤。她大概早就把我忘了。誰知道她現在跟誰一起生活、跟誰一起往來呢。傍晚時分,在家裡聽著孩子們的吵鬧聲、妻子在廚房洗碗的拖鞋聲、碗盤的碰撞聲,以及小姨子和內弟們的鬥嘴聲時,我閉上眼睛,想像瑪莉亞此刻究竟在哪裡。說不定她又跟一個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正在植物園的紅葉樹下漫步,或是在某個昏暗的展覽館裡,藉著夕陽從玻璃窗射進來的光線,欣賞著大師筆下不朽的傑作。有一天傍晚回家時,我到巷口的雜貨店買了些東西。正當我要踏出店門時,對面那間租給單身漢的房間裡傳出收音機聲,播放著韋伯的歌劇《奧伯龍》序曲。我差點把手裡的東西摔到地上。我和瑪莉亞一起去過的為數不多的幾場歌劇中,就包括這一齣;我知道她特別鍾愛韋伯,在路上她總是哼著序曲的口哨。那一刻,我對她湧起一股思念,鮮活得像昨天才分別似的。失去最珍貴的物品、財富、任何世俗幸福,那份痛苦總會隨著時間淡忘。唯有錯失的機會永遠不會從記憶中消失,每次回想起來都讓人心痛。這其中的原因,想必是「它本可以不一樣」的念頭吧;否則,人對於自己認定是命運安排的事情,總是隨時準備接受的。
我並沒有從妻子、孩子或一般的家人那裡得到多少關心;但我也知道自己沒有資格期待這些。在柏林那個奇怪的聖誕節那天,我第一次感受到的那種「不被需要」的感覺,已經完全在我心裡紮了根。我對這些人來說,又有什麼用處呢?他們難道會因為我帶回那幾文買麵包的錢而忍受我嗎?人與人之間需要的不是物質上的幫助和金錢,而是愛與關心。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擁有家庭的真正名字,就叫做「養活一群陌生人」。我渴望這一切能盡快結束,渴望他們再也不需要我的那一刻到來。漸漸地,我整個生命都變成了對那個還很遙遠的日子的渴盼。我就像個等待刑期屆滿的囚犯。日子對我而言,唯一的價值就是讓我更加接近那個終局。我像一棵植物一樣,無怨無悔、無知無覺、沒有意志地活著。我的感覺漸漸遲鈍了。沒有什麼事能讓我難過,也沒有什麼事能讓我開心。
我根本不可能對別人生氣,因為最珍貴、最好、最可愛的人,已經對我做出了最大的傷害;其他人又怎能期待他們做出別的事呢?我也沒辦法去愛別人、再向他們靠近;因為在我最相信、最信賴的人身上,我已經受了騙。我還能夠相信其他人嗎?
這樣下去,大概年復一年都會這麼過去,我所等待的那一天終會到來,然後一切就會結束。我別無所求。人生跟我開了一場殘酷的玩笑。好吧,就這麼著吧:我不責怪自己,也不責怪別人,坦然接受一切,默默地忍受。但這一切沒有必要繼續下去了。我只是厭煩,純粹的厭煩。我沒有別的怨言。
有一天……就是昨天,星期六,中午我回到家,換了衣服。妻子說家裡缺東西:「明天店舖都關門,你再去一趟市場吧!」她說。我無可奈何地穿上衣服,走到哈萊區。天氣相當暖和。街上有很多漫無目的閒逛的人,也有不少在塵土飛揚的空氣中尋找一絲傍晚涼意的人。我買完東西後,把包裹挾在腋下,朝雕像的方向走去。我不想像往常那樣走那些彎彎曲曲的小巷,而是寧可繞點路,沿著柏油路回去。一家店舖前懸掛的大鐘指向六點。我突然感覺到有人抓住我的手臂。一個女人的聲音幾乎是貼著我的耳朵喊叫:「拉伊夫先生!」
我聽到這句德語的稱呼,嚇了一大跳。差點驚慌失措甩開她跑掉。那女人緊緊抓住我:「不,我沒認錯,您真的是拉伊夫先生。天啊,一個人可以變這麼多!」她喊著,路過的行人都朝我們看。
我慢慢抬起頭。還沒看到她的臉,光是從那魁梧的身形,我就已經認出她是誰了。她的聲音也沒變:「啊,範·蒂德曼夫人,誰會想到能在安卡拉見到您呢?」我說。
「不,不是範·蒂德曼夫人……現在只是多普克夫人了!為了一個丈夫,我犧牲了一個『範』,不過也沒損失太多!」
「恭喜您……那麼說……」
「對,對,就像您猜的那樣……您回去後沒多久,我們也離開了那間公寓……當然是兩個人一起……我們去了布拉格。」
一聽到布拉格,我的心揪了一下。從剛才起我一直不願想起的那件事,這下再也無法壓抑了。但我該怎麼問呢?她並不知道我跟瑪莉亞的關係,我的問題她會作何解讀?她不會問我怎麼認識她的嗎?然後她會說出那些事……是不是不知道反而更好?都過了這麼多年——整整十年,甚至還多一點——現在知道又有什麼用呢?
我注意到我們還站在街中間,便說:「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吧;互相都有該問的事……我還在驚訝能在安卡拉見到您!」
「對,能坐下來就好了,可是我們的火車快開了,不到一個小時了……別誤了車……要是我知道您在安卡拉,肯定會找您的。我們昨晚到的,今晚就離開……」
這時我才發現女人身邊還有一個八、九歲、臉色蒼白、安靜的小女孩。我笑了:「是您的女兒嗎?」
「不,」她說,「是親戚的!我兒子快要唸完法律系了。」
「您還推薦書給他看嗎?」
她想了一會兒才想起來,然後笑著說:「對,您說得對,不過他現在已經不聽我的推薦了。那時候他還很小……大概十二歲吧……天啊,時間過得真快!」
「是啊……可是您一點都沒變!」
「您也是!」
我記得她剛才的態度更真誠些,但我沒吭聲。
我們沿著街道往下走。我始終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問關於瑪莉亞·普德爾的事,總是在一些無關緊要、與我無關的話題上打轉。
「您還沒說為什麼來安卡拉!」
「啊,對,我告訴您吧……我們不是來安卡拉的,是路過安卡拉……順道停一下。」
她同意在一家賣檸檬水的小攤坐五分鐘,然後在那裡繼續說下去:「我丈夫現在在巴格達……您知道的,他是殖民地商人嘛!」
「可是巴格達好像不是德國的殖民地吧?」
「我知道啊,親愛的……不過我丈夫專攻熱帶產品。他在巴格達做棗椰生意!」
「在喀麥隆他也做棗椰生意嗎?」
女人看著我,表情彷彿在說:「你真是不識相!」
「不知道,你寫信問他吧!女人他是不讓插手生意上的事的!」
「您現在要去哪裡?」
「柏林……一來回家看看,二來嘛……」她指了指旁邊臉色蒼白的孩子:「也為了這個孩子……說她有點瘦弱,所以冬天在我們那裡過的。現在我又要把她帶回去了。」
「這麼說您常往返柏林囉?」
「一年兩次!」
「多普克先生的生意好像不錯吧?」
她笑了,還扭捏了一下。
我還是問不出口。我自己也發現了,這份猶豫並非不知道該怎麼問,而是害怕知道答案。可是對我來說,一切不都一樣嗎?我心裡沒有任何鮮活的感覺了。我在怕什麼?瑪莉亞大概也找到了屬於她自己的某個多普克先生吧。或許她還是單身,到處從一個男人跑到另一個男人那裡,尋找「可以相信的人」。無論如何,她大概連我長什麼樣都忘了。
想起來的時候,我也記不起她的長相了。這十年來,我第一次發現,我沒有她的照片,她也沒有我的照片……我愣住了。當初分開的時候,我們怎麼都沒想到這件事?好吧,就算我們以為很快就會再見面,相信自己的記憶力,可我怎麼到現在才發現這件事?難道我一直都沒有想要在腦海中重現她的面容嗎?
我記得最初幾個月,我把她臉上所有的線條都記在腦海裡,隨時都能毫不費力地在想像中重現她……後來……當我明白一切都結束了之後,我就極力避免去看或去想像那張臉。我知道自己承受不了。那張《穿皮草大衣的聖母》的臉,即使只是在想像中,也強烈到足以讓我失去所有的平靜。
然而,此刻當我確信自己不會再有任何激動,想要再一次回憶那些過往與記憶時,我卻尋找她的臉,卻找不到……而我連她的一張照片也沒有……
又有什麼必要呢?
多普克夫人看了看手錶,站了起來。我們一起朝車站走去。
這位太太對安卡拉和土耳其非常滿意:「我沒見過一個國家對外國人這麼尊敬!」她說,「就連瑞士,雖然它的繁榮要歸功於外國遊客,也不是這樣。那裡的人看待每個外國人,簡直就像強行闖進家裡的傢夥……可在土耳其,每個人好像都在找機會幫外國人一個忙;而且我很喜歡安卡拉!」
老太太一直說個沒完。小女孩走在前面五六步遠,用手摸著路邊的樹。等我們離車站相當近了,我才下定決心,盡量裝作漫不經心地開口:「您在柏林的親戚多嗎?」
「不多,不算多……我其實是布拉格人,是德裔捷克人……我的第一任丈夫是荷蘭人……你怎麼問這個?」
「我在那裡的時候,見過一個女人,她說她是您的親戚……」
「在哪裡?」
「在柏林……一次畫展上碰到的……好像是個畫家……」
女人一下子來了興趣:「然後呢?」
我猶豫著說:「然後……不知道……大概聊過一次吧……她有一幅很美的畫……因為那個……」
「你還記得她的名字嗎?」
「好像是普德爾……對,瑪莉亞·普德爾!畫下面有她的簽名……目錄上也有……」
女人沒有回答。我又鎮定下來:「您認識她嗎?」
「認識,她為什麼跟您說是我的親戚?」
「我不知道……大概是我提到了我住的那間公寓,她就說她有一個親戚住在那裡……要不就是別的情況……我現在當然記不清楚了……畢竟十年了!」
「是啊……不短了……她母親跟我說過,她女兒有一段時間,整天談論一個土耳其人,我還心想,該不會是您吧?不過挺奇怪的,那個母親從來沒見過女兒崇拜的那個土耳其人……那年她去了布拉格,從女兒那裡才知道那個土耳其學生已經離開柏林了!……」
我們到了車站。女人朝火車走去。我擔心如果轉移話題,就再也回不到這個話題,問不出我真正想知道的。於是我帶著極大的興趣看著她的眼睛,等著她繼續說下去。
女人把酒店服務生打發走(他已經把行李放進車廂),然後轉向我:「你為什麼要問?」她說,「你不是說你不太認識瑪莉亞嗎?」
「是……不過她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的畫我很喜歡……」
「她是個好畫家。」
我心裡突然湧起一股莫名的擔憂,問道:「您說『她是』?現在不是了嗎?」
女人四處張望,找那個小女孩,看見她已經上車坐好,便低下頭對我說:「當然不是……因為她已經不在了。」
「什麼?」
我聽到這個詞像一聲口哨從我嘴裡吐出來。周圍的人都回頭看我們,車廂裡的小女孩也從窗戶探出頭,吃驚地打量著我。
女人的眼睛仔細地在我身上掃視:「你為什麼這麼驚訝?」她說,「你怎麼臉色發白?你不是說只是稍微認識她嗎?」
「不管怎麼說,」我說,「人死了,總是出乎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