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你便!⋯⋯」
我們再沒多說什麼。原本打算好好思考、做出決定的那些事,連一個字也沒觸及。
隔天,他搭晚班火車走了。午後我們都沒出門,只在窗前對坐,望著外面。彼此在本子裡記下了對方的地址。為了讓他的信能寄到我手上,我每封信裡都會附上一個寫好我地址的回郵信封——因為他不會寫阿拉伯字母,而我們哈夫蘭的郵差也讀不了拉丁字母。
我們聊了大概一個鐘頭,盡是些無關緊要的話題:今年冬天拖得很長,都二月底了雪還沒化。他顯然巴不得時間快點過去。可我呢,不管多荒唐,都暗自祈禱我們相處的這一刻就此停住,永遠不要結束。
儘管如此,我們說的話卻毫無意義,簡直讓人吃驚。偶爾對望一眼,便茫然地傻笑。等到該去車站的時刻,我們幾乎都深深吐了一口氣。從那之後,時間過得飛快。我提著他兩只小行李箱,送他到安哈爾特車站。他把行李放好後,堅持不在包廂裡待著,要跟我一起下到月台上。那二十分鐘充滿了同樣無意義的微笑,在我看來卻短暫得像一秒鐘。腦子裡千頭萬緒,可與其把這些話擠進這麼短的時間裡,我寧可什麼都不說。但其實從昨天起,明明有那麼多話可以說的。為什麼我們就這樣平平淡淡地分別呢?
瑪麗亞·普德爾在最後幾分鐘裡似乎失去了些許冷靜。察覺到這點,我倒有點高興:要是看到她毫不動搖地離去,我肯定會更難過。她不停地握了又放開我的手,喃喃自語:「多沒意思的事啊?⋯⋯你幹嘛要走呢?」
「明明是你要走,我還留在這裡呢!」我說。
她好像沒注意到我這句話,抓住我的手臂說:「雷夫⋯⋯我現在要走了!」
「嗯⋯⋯我知道!」
火車開動的時刻到了。一個站務員正要關上車門。瑪麗亞·普德爾跳上踏板,然後朝我彎下身,用緩慢但清晰的聲音說:「現在我要走了。可是不管你什麼時候叫我,我都會來⋯⋯」
起初我沒聽懂她的意思。她也頓了一下,又補了一句:「不管叫我到哪裡,我都會來!」
這回我懂了。我撲上去想抓住她的手親吻。瑪麗亞已經進了車廂,火車無聲無息地開動了。我追著她所在的那扇窗跑了一陣,然後慢了下來,揮著手大喊:「我會叫你的⋯⋯一定會叫你的!」
她笑著搖了搖頭。她的表情和眼神都顯示她相信我。
我心裡滿是話沒說完的懊惱。為什麼從昨天起,我們一直沒觸及這個重點?為什麼只聊了收拾行李、旅行的樂趣、今年的冬天,卻連半點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事都沒提到?但也許這樣更好。有什麼好長談的呢?結局還不是都一樣?瑪麗亞找到了最好的方式⋯⋯沒錯⋯⋯一個提議,一個接受⋯⋯簡短、無須爭論、無須算計!沒有比這更美好的離別了。我心裡那些因沒說出口而暗自懊悔的漂亮話,相比之下都顯得蒼白無力。
我好像也漸漸明白,為什麼她比我先出發旅行了。要是我先走,柏林在她最初幾天肯定會讓她覺得非常無聊。就連我,雖然忙著準備旅途、護照、車票、簽證等雜事,忙得不可開交,但經過我們一起走過的街道時,心裡也覺得怪怪的。不過,現在也沒什麼好難過的了。等我回到土耳其,把事情稍微理順,就會叫她來。就這麼簡單⋯⋯我向來擅長做夢,這回這本事立刻又顯現出來了。我眼前彷彿看到了要在哈夫蘭附近蓋的那棟漂亮別墅的位置,還有要帶她去逛的那些山丘和森林。
四天後,我經由波蘭和羅馬尼亞回到了土耳其。這趟旅途,甚至接下來的好幾年,都沒什麼特別值得記述的⋯⋯直到我在康斯坦察上了船,才開始認真思考促使我回土耳其的那件事——原來父親過世了。發覺自己竟然這麼晚才真正意識到這件事,我感到非常羞愧。雖然,我對父親本來也沒有什麼真摯的愛,我們之間始終隔著一層陌生;要是有人問我:「你父親是個好人嗎?」我還真答不上來,因為我根本不夠了解他,無從判斷他的好壞。對我來說,父親作為一個「人」,幾乎可以說根本不存在;他只是人們稱為「父親」的那個抽象概念,以人的模樣出現罷了。那個晚上皺著眉頭、一聲不響進家門、覺得不值得跟我們或母親說話的禿頭圓臉灰鬍子男人,和那個我在哈武茲咖啡館見過、敞開胸懷笑著喝優酪乳、罵著髒話玩雙陸棋的人,在我眼裡完全是兩個人⋯⋯我多希望後者才是我的父親啊⋯⋯可是,就算在他那個樣子裡,一看見我,臉色也會立刻嚴肅起來,吼道:「你在這裡亂逛什麼?⋯⋯去,到咖啡爐那邊喝杯果汁,然後回街區去,在那邊玩!」
即使我長大了,去當兵又回來後,他對我的態度也沒變過。甚至不知為何,隨著我自以為越來越懂事,在他眼裡,我反而好像越來越渺小了。這回,他對我時不時提出的個人意見和看法,還帶著幾分輕蔑。近來他對我的要求總是順從,那不過是他認為不值得跟我爭論、怠於理會我的表現罷了。
儘管如此,我心裡並沒有任何會玷污他回憶的東西。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缺席,而是他的不存在。越靠近哈夫蘭,我心頭的哀傷就越深。我難以想像沒有他的家、沒有他的整個小鎮。
這些事沒有必要細說。我甚至寧可完全不提之後的十年,但為了讓某些事能被理解,至少得用幾頁紙來交代這段我生命中最無意義的時期。我在哈夫蘭並沒有受到歡迎。姐夫們像是嘲笑我,姐姐們完全像陌生人,母親則比從前更加可憐。我們家的房子被封了,母親搬到了大姐夫家。因為沒人向我提出類似的邀請,我便和一個老女傭一起,獨自住在偌大的房子裡。當我想接手父親的生意時,才知道他在去世前就把遺產分好了。我到底分到了哪些財產,始終沒能從姐夫們那裡問清楚。那兩間肥皂廠完全沒被提到,後來才明白,它們不久之前已經被父親賣掉了,而且還是賣給了我其中一個姐夫。這些錢,甚至據說父親生前手頭很寬裕的那些現金和黃金,都不見蹤影。母親什麼都不知道。我問她時,她只說:「我怎麼知道啊,孩子!你父親大概沒來得及說出埋藏的地方就走了。你姐夫們最後幾天一直都陪在他身邊⋯⋯誰會想到他要死了呢?他八成沒來得及交代藏匿的地方⋯⋯現在怎麼辦?要不我們去找個靈媒?他們什麼都知道。」
從那之後,母親真的把哈夫蘭附近的靈媒都拜訪遍了。聽從他們的建議,橄欖樹林裡每棵樹根下都挖遍了,家裡每面牆腳也都刨過了。她把手頭僅剩的幾枚金幣都花在這上面。姐姐們也跟著一起去找靈媒,卻不太願意分擔費用;我特別注意到,姐夫們對這沒完沒了的掘寶行動,暗自覺得好笑。
因為收穫季節已過,我沒辦法從橄欖園裡拿到任何收入。我把其中一部分果園未來幾年的收成預先賣掉,換了幾文錢。我的目標是勉強熬過這個夏天,等到秋天橄欖季節一開始,就全力以赴整頓好局面,然後立刻把瑪麗亞·普德爾接來。
回到土耳其後,我們頻繁通信。在那個我忙於一堆蠢事的泥濘春天和悶熱夏天裡,能讓我稍微感到舒暢的,就是她的來信和給她回信的那些時光。我回來大約一個月後,她跟母親一起回到了柏林。我把信寄到波茨坦廣場的郵局,她自己會去取。仲夏時節,她有一次寫了些奇怪的話。說有個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訴我,但只能等她來了當面說。(我上次寫信說,希望秋天能叫她過來!)之後,我在好幾封信裡一再追問,她也沒說那個好消息到底是什麼。總是說:「等著,你來了就知道了!」
是啊,我等著;而且不只是等到秋天,我等了整整十年⋯⋯而這個「好」消息,十年後我才知道⋯⋯就在昨晚才知道⋯⋯不過,先把這事放一邊,我們按順序來說吧。
整個夏天,我穿著靴子,騎著馬,在山坡上、在橄欖園裡到處跑。我驚訝地發現,父親不知為何把最貧瘠、最難走、最不成樣子的地都留給了我。相比之下,平原上那些水源充足、靠近小鎮、每棵樹都能產出超過半袋果實的橄欖園,卻留給了姐姐們,也就是姐夫們。我在那些地方轉悠時,看到多數樹木因為多年未修剪清理,已經開始野生化,也明白父親在世時根本沒人費心到這些山頭上來收成。
看來,趁我不在的時候,有人利用父親生病、母親軟弱、姐姐們膽小的機會,耍了不少花招。但我懷著希望,認為只要不辭辛勞地工作,一切都能挽回,而瑪麗亞的每一封來信都給了我新的勇氣和動力。
十月初,正當橄欖採收工作開始熱絡起來、我正考慮要叫她過來的時候,她的信突然斷了。我把房子修好了,在整個哈夫蘭人——當然首先是親戚們——近乎侮辱的輕蔑和驚奇中,買了許多伊斯坦堡訂製的家俱,其中還包括一個浴缸,並在舊的浴室鋪了磁磚,把它裝在那裡。
因為還沒跟任何人透露原因,大家都把此舉視為附庸風雅、盲目模仿歐洲人的愚蠢行徑、自以為是。尤其像我這樣連自己的事情都沒理出個頭緒的人,居然把借錢或賣收成得來的幾文錢,花在帶鏡子的衣櫃和浴缸上,簡直就是瘋了。我對這些指責暗自感到好笑。他們不可能理解我,我也根本沒有必要解釋。
可是,過了十五、二十天,瑪麗亞還是沒回信,這讓我萬分著急。我那本就容易起疑、胡思亂想的心,開始用千百種可能性折磨我。連著寄了好幾封信都沒有回音,我更是徹底絕望了。況且,她最後幾封信的間隔本來就越來越長,篇幅也越來越短、越來越吃力⋯⋯我把她所有的信都攤在面前,一封一封地重讀。最近幾個月寫的,透露出一點慌亂、一些想隱藏的東西,以及一些躲躲閃閃、欲言又止的措辭,這和她平時坦率的瑪麗亞風格完全不符。甚至,我有時也猶豫起來:她是希望我快點叫她過去呢,還是害怕我叫她,因為怕自己會反悔而感到難過?如今,我從每一個字句、每一個沒說完的話、每一個玩笑裡,都讀出許多意思來,簡直要發瘋了。
我寫的一切都白費了,我所害怕的一切都成真了。
我再也沒有收到瑪麗亞·普德爾的任何消息,再也沒有聽到她的名字⋯⋯直到昨天⋯⋯但先不提這個⋯⋯一個月後,我最後寄出的那幾封信,都附著「無人領取,退回寄件人」的標籤退了回來。那時我對一切都不再抱希望。回想那幾天我變化有多大,至今仍感到驚訝。我覺得自己就像被抽走了某種東西——那種賦予我行動、觀看、聽聞、感受、思考,總而言之是活著的能力的東西——變成了一具空殼。這回,我不像元旦夜之後那幾天那麼難受。那時我從未如此絕望過。知道自己離她很近、可以去跟她說話、說服她的念頭,從未離開過我。但現在我完全無能為力。我們之間那道巨大的鴻溝束縛了我的手腳。我把自己關在家裡,在房間之間走來走去,一遍又一遍地讀她的信和退回的信,琢磨那些之前被我忽略的細節,苦笑不已。
我對工作,甚至對自己的一切興趣,都突然減退到幾乎為零。搖橄欖、撿橄欖、送到工廠榨油這些事,我都交給別人去辦。偶爾穿上靴子到野外去,也寧可走到完全見不到人影的地方,半夜回到家,往床墊上一躺,睡幾個小時後隔天早上醒來,總帶著一種痛苦的心情問自己:「為什麼我還活著?」
和瑪麗亞·普德爾相識之前那些空虛、無目標、無意義的日子,又回來了,而且比從前痛苦得多。但有一個不同之處:從前我以為人生就是這樣,是因為無知;現在取而代之的,是痛苦——因為我已經知道,世上還有另一種活法。我對周圍的一切已經完全無感。我感覺自己不可能再從任何事物中得到樂趣。
有那麼一小段時間,那個女人把我從一向的脆弱、懶散中拉了出來,讓我知道我是個男人,更確切地說,是個人;讓我明白我身上也有適合生存的一面,世界也不像想像中那麼無意義。可是,我一失去與她的聯繫,一脫離她的影響,就又回到了原來的樣子。我現在才明白我有多麼需要她。我不是一個能獨自在人生中行走的人。我永遠需要像她那樣的一個依靠。失去這個依靠,我就無法活下去。儘管如此,我還是活了下來⋯⋯可是,看看結局就在眼前⋯⋯如果這還能叫活著的話,我算是活著了⋯⋯
我再也沒有瑪麗亞的消息。柏林那家寄宿公寓的女主人回信說,範·蒂德曼夫人已經不住她那裡了,因此無法提供我所需要的資訊。我還能問誰呢?她寫過,和母親從布拉格回來後,搬進了新家。但我不知道地址。想到在德國待了將近兩年的時間裡,認識的人竟然那麼少,我感到驚訝。我沒去過柏林以外的任何地方,對這座城市幾乎熟悉到每條死胡同。我幾乎逛遍了所有的博物館、畫廊、植物園、動物園、森林和湖泊。儘管如此,這座城市裡居住的數百萬人,我只跟其中寥寥幾人說過話,而且只認識一個人。
或許這也夠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來說,總該是足夠的了。可是,連那個人也沒有了呢?當一切化為幻影、虛幻的夢、完全的錯覺時,還能怎麼辦?這回,我失去了相信和希望的能力。我內心對人產生了一種不信任、一種苦澀,連我自己有時都感到害怕。無論是誰,只要我跟他們有接觸,我都把他們當成敵人,至少是個有害的生物。隨著歲月流逝,這種感覺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加劇了。我對人的懷疑,變成了近乎憎恨的地步。我逃避那些想靠近我的人。我最害怕的,正是那些我認為最親近、或自以為會最親近的人。我心想:「連她都這樣了!⋯⋯」她做了什麼?不知道;而正是因為不知道,我的想像力總往最壞的可能性上想,做出最嚴厲的評判。可不是嗎⋯⋯在分別的那一刻,為了一時激動許下的承諾,要反悔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乾脆徹底斷了聯繫。郵局的信不去取⋯⋯不回信⋯⋯原以為存在的東西,一瞬間就能化為烏有。天知道是什麼新的冒險、什麼近在眼前又更合理的幸福,正對她張開雙臂。要她放棄那些,只為了一個也許只是為了哄哄純真孩子而說出的承諾,投身到一個未知的人生、一個不知去向的冒險裡去,這可不是她那向來精明的頭腦會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