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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第 6 章 · 4299 词 · ~22 分钟阅读

最初几周,我忙着学点能应付日常的德语,再就是像看热闹似的四处逛城。

初来乍到的茫然没持续多久——这里毕竟也只是座城市:街道稍宽,干净得多,人也更金发些。但要说有什么能让人惊到晕过去的事儿,那倒也没有。

我幻想中的欧洲是另一番模样,一个满是奇迹的地方。可细想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那想象里的欧洲究竟是什么样,更不明白眼下这座城到底少了什么……那时我还没悟透:生活里永远不可能有脑海里那么奇妙的东西。

想着不学会语言就没法开始做事,我便跟一位曾在世界大战期间到过土耳其、学过点土耳其语的老军官上课。公寓老板娘也肯把空闲时间用来陪我闲扯,帮我练习。房客们把我这个土耳其人当成结识异乡人的好机会,净问些没头没脑的问题,吵得我头疼。

晚饭时分,围坐在桌边的那群人倒挺热闹——尤其跟我熟络的几位:范·提德曼夫人,一个荷兰寡妇;卡梅拉先生,一个葡萄牙商人,专从加那利群岛往柏林运橙子;还有年迈的德普克先生。这位老先生在德国喀麦隆殖民地做过生意,停战后撇下所有家当逃回祖国。他靠抢救出来的一笔钱过着相当朴素的日子,白天就去当时柏林遍地都是的政治集会,晚上回来讲见闻。他常带新结识的刚退伍没工作的德国军官一道回来,跟他们争论上好几个钟头。按我那半懂不懂的理解,他们觉得德国的出路在于出一个像俾斯麦那样铁腕的人上台,立马开始重整军备,靠第二场战争扳回不公。

偶尔有房客搬走,空出的房间马上会住进新人。但久而久之,我对这些更迭、对用餐那间昏暗厅屋里总亮着的红色灯罩电灯、对一天到晚弥漫的各色卷心菜味儿、对同桌人的政治争论都习惯了,甚至开始觉得腻烦——尤其是那些争论。

人人都有自己拯救德国的法子,可这些法子其实跟德国没半点关系,全关乎他们各自的私利。一个因货币贬值而倾家荡产的老年妇女骂军官;军官怪罢工的工人和不愿继续打仗的士兵;那位殖民地商人则咒骂无缘无故开战的皇帝。连早上来收拾房间的女仆都要跟我聊政治,一有空就马上看报。她也有自己一套激昂的看法,讲起来时脸涨得更红,攥着拳头在空中挥舞。

我好像忘了自己为什么来德国。只有收到父亲来信时才记起做肥皂的事,便回信说还在忙着学语言,不久就会去找相关的机构——哄着他也哄着自己。日子一天天过得一模一样。整座城、动物园、博物馆我都逛遍了。这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几个月里就让我看完了,简直让我沮丧。我暗自嘀咕:“这就是欧洲?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于是断定世界本来就是件无聊透顶的事。

午后我常在大街上混在人群里闲逛,看那些脸上挂着一副办成了大事才有的严肃神气、匆匆赶回家去的男人;或者挂在男人胳膊上,用迷离的眼神朝四周微笑的女人;还有那些走路仍带着军人步伐的男人。

为了不完全对父亲撒谎,我在几个土耳其朋友帮助下,找了一家高档肥皂公司。这家公司属于瑞典集团,它的德国职员们,大概因为还未忘却的战友之情,对我十分友善,可大概把这行的门道——比我在哈夫兰自家肥皂厂里看来的要深——当成了公司秘密,不肯展示给我看。

或许他们见我对此并无太多热情,也就不愿白费时间。渐渐地我不再去工厂,他们也不同我去哪儿了。父亲来信的间隔拉长了,而我就在柏林城里这么混着日子,压根不去想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来这里。

每周有三个傍晚,我跟着老军官学德语;白天逛博物馆和新开画廊里的画;离公寓还有上百步远,鼻子里就闻见卷心菜味儿。但过了头几个月,我开始不那么无聊了。

慢慢学着读书,而且越来越觉得有趣。过了一阵子,这简直成了瘾。我趴着俯在床上,书摊在面前,身边放着又厚又旧的词典,一趴就是几小时。很多时候我连查词典都懒得,光靠猜句子意思糊弄过去。眼前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回读的东西,不再像童年和少年时那些翻译或本土小说一样,只讲英雄、非凡人物和闻所未闻的冒险。几乎每个故事里,我都能找到一点自己、周围、所见所闻的影子。我忽然想起从前虽然身处其中却不懂、没看见的东西,而且觉得现在才给了它们真正的意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那些大长篇,我常常一口气读完。尤其有一篇,让我震撼了好几天。那个叫《克拉拉·米利奇》的故事里,女主角爱上了一个相当天真的大学生,却因为羞于告诉任何人自己竟会爱上这样一个傻瓜,最终成了自己可怕痴情的牺牲品。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女孩特别像自己——她无法说出内心所想、把自己最强烈最深刻最美好的部分藏起来,出于强烈的嫉妒和不信任——这一点上我觉得她跟我一样。

博物馆里那些古老大师的画作,也让我能不那么沉闷地活下去。我常在国立美术馆里对着一幅画看上好几小时,然后好几天里脑子里都萦绕着那张脸和那幅景。

我来德国差不多满一年了。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阴雨灰暗的十月天——我翻报纸时,看见一篇关于新画家联展的评论。我对这类新派画作几乎一窍不通。也许是因为它们过分的标新立异、那种无论如何要引人注目、要表现自己的倾向,不合我的脾性,所以我不喜欢它们……我连那篇文章也没读。

可几小时后,我在一次随性的街上散步时,发现自己正好到了报上说的那个展厅所在的大楼前。反正也没什么要紧事,我便随兴走了进去,无精打采地环顾墙上大大小小许多画,逛了很久。

大部分画让人看了想笑:棱角分明的膝盖和肩膀;比例失调的脑袋和乳房;用剪纸般锋利的颜色尝试表现的自然景色。晶体花瓶像碎砖头一样不成形,花朵像被夹在书里好几年般死气沉沉,还有那些仿佛从罪犯相册里出来的吓人肖像……不过,怎么说呢,至少逗人乐了。

对那些费这么点力就想成就这么大的事的人,或许该生点气。但想想他们几乎是带着病态的乐趣、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不被人理解、受人嘲笑般的惩罚,除了怜悯,还能怎样呢?

我在大厅靠近门口的一面墙前猛地站住了。当时的感觉——尤其隔了这么多年——我没办法说清楚。只记得自己像钉在那儿一样,站在一幅身穿皮大衣的女人肖像前。看画的人走来走去,身子碰得我左歪右歪,可我一步也挪不动。那幅肖像里到底有什么?我知道我解释不了。只能说,有一种我从没在任何女人身上见过的奇怪表情——有点野性,有点傲慢,而且非常强烈。

尽管从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这张脸或者类似的脸,我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见过,可就是觉得和她之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张苍白的面孔、这黑色的眉毛和眉毛下黑色的眼睛、这深赤褐色的头发,还有那种将纯真与意志、无尽忧郁与强大个性融合在一起的表情,对我来说绝不陌生。我从七岁以来的书里、从五岁就编织的想象世界里,就认识这个女人。她身上有一点儿哈立德·齐亚笔下的尼哈尔,有韦奇希·贝笔下的梅赫居蕾,有比里当骑士的情人,有历史书上读到的克娄巴特拉,甚至还有我做祈祷时想象出的穆罕默德的母亲阿米娜。她是我幻想中所有女人的聚合与融合。

一张野猫皮缝制的皮大衣里,露出一小截脖颈,虽在阴影中,白皙的肤色依然可见;上面是一张微微向左偏的鹅蛋脸。黑眼睛望着地面,仿佛沉浸在无法理解、深邃的思绪中,几乎像要以最后一缕希望,去寻找她确信找不到的东西。即使如此,那眼神中的忧伤也夹杂着几分傲然,仿佛在说:“是的,我找不到我要找的……可那又怎样?”这种傲然在她那略丰满、底下那片稍大的嘴唇上表露无遗。眼睑微微浮肿。眉毛不算太粗也不很细,但有点短;深赤褐色的头发勾勒着棱角分明、相当宽阔的额头,向下延伸,与野猫的毛皮混在一起。下巴微微向前翘,略尖。她的鼻子细长,鼻翼稍厚。

我手指几乎颤抖着翻看画册。我期望里面能找到关于这幅画的详细说明。快到末尾处,在页面下方,与画作编号并排的地方,我读到三个词:“玛丽亚·普德尔,自画像”。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看来这位画家在展上只展了一幅作品——自己的肖像。我反倒有点高兴。我害怕做出这幅奇妙画作的女人别的画,会没那么大冲击力,甚至会削弱我最初的震撼。

我一直待到很晚。不时走动两步,用视而不见的眼睛看看别的画,然后马上回到同一个地方,长久地凝视。每一次,我似乎都从她脸上看到新的表情,逐渐显现的生命力。我甚至觉得那向下看的眼睛在偷偷打量我,嘴唇在轻轻翕动。

大厅里已经没有别人了。门口站着的一个高个子男人,大概在等我。我赶紧镇定自己,走了出去。

细密的雨丝飘着。一反平日的习惯,我哪儿也没逛,直接回了公寓。我恨不得马上吃饭,然后躲回房间,独自把那张脸唤到眼前。饭桌上一言不发。

公寓老板娘赫普纳太太问:“今天去哪儿逛了?”

“没去哪儿……随便走走,然后去看了一个现代画家的展览。”我回答。

厅里的人立刻开始谈论现代绘画,我悄悄回了房间。

脱外套时,一张报纸从口袋里掉到地上。我捡起来放到桌上,那一刻心跳突然加速——这是早上买的那张报纸,当时在咖啡馆里读到关于展览的文章。我几乎是撕着纸页翻开它,想知道那篇文章里关于那幅画和画家的内容。连我自己都惊讶,像我这样慢吞吞、毫无激情的人,竟会如此焦躁。我把文章从头到尾扫了一遍。读到中间时,我的目光钉在了目录里见过的那个词上:玛丽亚·普德尔……

这篇文章用了相当长的篇幅介绍这位初次参展的年轻画家。据说这位女画家更倾向于走古典路数,拥有惊人强大的表现力;她不像大多数自画像画家那样有“美化”或“故意丑化”的倾向。在谈了许多技术细节后,文章最后断言,出于奇妙的巧合,画中女人的姿态和面部表情,惊人地像安德烈亚·德尔·萨托《哈庇圣母像》里的圣母玛利亚,并半开玩笑地祝愿这位“穿貂皮大衣的圣母”成功,然后转而谈论其他画家。

第二天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卖名画复制品的商店,找那幅《哈庇圣母》。我在一本厚厚的萨托画集里找到了它。虽然复制品印得相当糟糕,看不出太多细节,但文章作者没错:圣母坐在高处,膝上抱着圣婴,对右边长胡子的男人和左边年轻人视若无睹,眼睛垂向地面;她的脸、头部的姿态、目光和唇间清晰可见的忧郁与委屈,正像我昨天看到的那幅画。

因为这家店单独出售那一页,我立刻买下带回房间。仔细看时,我觉得这幅画在艺术上很有特色。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圣母:我从前见过的所有圣母像,都有一种过分强调、甚至做到毫无意义地步的纯真表情;她们看着怀里的婴儿,仿佛在说:“你们看见了吗?天父赐给我什么了?”或者像不知所措地对着自己说不出名字的男人生下的孩子傻笑的女仆。可萨托这幅画里的圣母,却是个学会思考、对人生有了决断、开始蔑视世界的女人。她看的不是两边像祷告般站着的圣徒,不是怀里的基督,甚至不是天空,而是地面——而且她一定看见了什么。

我把画放在桌上,闭上眼睛想着展览上那幅画。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画里描绘的那个人在现实中也存在。可不是嘛,既然画家画的是自己,那么这位奇妙的女人就在我们中间穿梭,用她那双深黑色的眼睛看着地面或对面,张开略厚的下唇说话,总之——活着。也许我能在某个地方遇见她……想到这个可能,我第一反应竟是极大的恐惧。像我这样一个一生毫无冒险经历的男人,头一回撞见这样一个女人,那真是够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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