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已经二十四岁了,却从未经历过任何与女人有关的艳遇。在哈夫兰时,经由几个比我年长的街坊伙伴牵线,做过几次寻欢作乐的事,但那无非是一些让我根本弄不清其中意味的醉酒胡闹罢了。我天性中的羞怯使我再也没有心思重复这些事。对我来说,女人是一种远离物质、不可接近的生物,她刺激着我的想象,在我躺在橄榄树下度过的炎炎夏日里,参与到我幻想出的千百种冒险之中。许多年来,我暗恋着邻居法赫里耶,谁也没有告诉,在想象里,我甚至与她有过常常越轨到不知羞耻的关系。可是当我在街上与她迎面相遇时,却会心慌意乱到快要跌倒在地,脸烧得像火一样,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斋月的夜晚,为了看她提着一盏灯笼和母亲一起出门去参加特拉维赫礼拜,我会从家里溜出来,躲在她家大门对面;可是一等那扇门打开,昏黄的灯光里映出穿着黑色罩袍的身影时,我立刻把头转向墙壁,开始发抖,生怕他们发现我在这里。
只要女人以某种方式引起我的好感,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躲开她。面对面的时候,我担心自己的一举一动、每一个眼神都会暴露我的秘密,于是陷入一种难以形容、几乎令人窒息的羞愧之中,沦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回想不起自己这辈子曾经仔细看过任何女人的眼睛,甚至包括我母亲的眼睛。近来,尤其是在伊斯坦布尔的那段时间,我曾下定决心要与这种无谓的羞怯作斗争,试着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一些年轻女孩们面前表现得自然些。可一旦从她们那里得到一点点的关注,我所有的打算和决心便都烟消云散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独处的时候,我会在脑海里与这些女人上演连最老练的情人也想不出的场景,舌尖真实地感受到温暖而悸动的嘴唇带来的醉人压迫,其强烈程度比现实中可能感受到的还要强上几倍。
然而,在画展上见到的那幅穿皮大衣的画像,却以其高不可攀的姿态攫住了我,让我甚至不敢在想象中去触碰她。不要说与她上演一场恋爱场景,就连面对面像两个朋友一样坐在一起的念头,我都无法产生。可另一方面,走到那里去注视那幅画、盯着那双我确信并没有看着我的眼睛看上几个钟头的渴望,却日益增长。我披上大衣,再次朝画展走去;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天。
每天,总是在下午,我走到那里,佯装观看走廊里的那些画,慢吞吞地踱着步,实际上却以巨大的焦躁勉强控制着自己的脚步,恨不得立刻奔向真正的目标;我装作偶然看见的样子,在《穿皮大衣的玛利亚》面前站定,痴痴地看,一直待到快要关门才离开。我已经注意到,展馆的管理员以及那些几乎每天都来这里的画家们已经记住了我。我一进门,他们脸上便浮现出笑容,目光长久地追随这个古怪的绘画爱好者。后来几天,我甚至放弃了在其他画作前演戏。我径直走到穿皮大衣的女人面前,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下,不时抬眼看着她,等到眼睛看累了,就垂下视线。
我这样的举动肯定会引起在场人们的好奇。果然,有一天,我担心的事发生了。我碰到过几次的那个年轻女画家——从她披着长发、穿着黑衣、系着大大的领结、与别的画家交谈的情景里,我猜出她也是个画家——凑到我身边说:
“你特别喜欢这幅画吗?”她说,“你每天来看它!”
我迅速抬起眼睛,又立刻垂下去。对面那人过于随便且略带嘲讽的笑容让我很不自在。她那双停在我面前一步之遥的尖头高跟鞋,仿佛在等着我回答。短裙下露出的双腿——我不得不承认确实很匀称——偶尔轻轻后绷,在丝袜下映出延伸到圆润膝盖处的柔和曲线。我看她似乎不得到我的回答就不打算离开,于是说:
“是的!”我说,“一幅好画……”接着,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撒个谎,给一个解释,便喃喃说道:
“它特别像我妈妈……”
“啊,原来如此,所以你这样过来一看就是几个钟头!”
“是的。”
“你妈妈去世了?”
“没有。”
她等着,仿佛希望我继续说下去。我头也不抬地加了一句:
“她离得很远。”
“哦!……在哪儿?”
“土耳其。”
“你是土耳其人?”
“是的。”
“我早就觉得你是外国人!”
她轻轻笑了一声。非常随意地在我旁边坐下。她翘起二郎腿时,裙摆撩到了膝盖后方,我发现自己脸上又像往常一样烧了起来。我这副模样似乎让旁边的人越发觉得有趣。她又问道:
“你没有你妈妈的照片吗?”
这个女人的无谓好奇让我心烦。我明白她纯粹是在取笑我。其他的画家远远地看着我们,肯定在咧嘴笑。
“有,但是……不一样。”我说。
女人的声音稍微正经了一点:
“哦!……这么说是不一样。”
随即她又轻轻笑了一声。
我动弹了一下,想站起来逃走。女人察觉了,说:
“别不自在,我走了……让你和你的妈妈单独待着吧!”
她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突然停住,又凑到我身边,用一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严肃甚至略带忧伤的语气说道:
“你真的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吗?”
“是的……我多么希望啊!”
“哦!……”
她转过身,用年轻而急促的步子走远了。我抬起头看。她剪短的头发在脖颈后面跳跃着,因为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紧窄的裙套装紧紧裹住了她的身体。
想到我最后那句话如何暴露了谎言,我陷入了巨大的惊慌。我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不敢向四周看,冲到了街上。
我心里有一种感觉,就像在旅途中结识并谈得来、却又不得不很快分手的人告别一般。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踏入这个画展了。人们——那些彼此什么也不了解的人们——又一次把我从这里赶走了。
一想到回到住处后那些毫无意义的日子又要开始,吃饭时要聆听德国解放的计划或是因通货膨胀而丧失财产的中产阶级的抱怨,在房间里埋头于屠格涅夫或特奥多尔·施托姆的小说,我便意识到,过去两周里我的生命开始获得某种意义,而失去它意味着什么。一个可能性——一个我甚至不敢设想其存在的可能性——靠近了我那空洞无意义的生活一侧,然后又突然地,像它来时一样突兀而无缘无故地,消失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一点。我懂事以来,所有的日子都在不知不觉中、在心照不宣中用来寻找一个人,并因此躲避着所有其他人。那幅画让我相信找到这个人是有可能的,甚至我离她非常近——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并在我的心中唤醒了一个无法再次压抑的希望。正因如此,我这一次承受的失望才如此之大。我更加逃避周围的一切,更深地躲进自己的内心。我考虑给父亲写信,告诉他我想回去了。可是如果他问“你在欧洲学到了什么?”我该怎么回答?我决定再待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学会足够多的“肥皂制作技术”,好让他满意。我又去找了那家瑞典公司,虽然再次受到了稍冷一些的接待,但我开始每隔一天都到工厂去,规规矩矩地做着。我把学到的配方和程序仔细地记在一个笔记本上,还设法收集了关于这一行的书籍来阅读。
住处的荷兰寡妇范·提德曼夫人也和我的交情加深了。她把她十岁儿子——在一个寄宿学校读书——的儿童小说拿来给我看,问我意见。有些晚上,吃过饭以后,她会用无谓的借口到我房间来,坐很久,聊着闲话。她讲到德国时,挥舞着食指,眯起眼睛,露出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笑。有一天下午,她提议一起散步,傍晚回家时又坚持拉我进了一家啤酒馆。不知不觉我们俩一直喝到很晚。我来到这里以后虽偶尔喝些啤酒,但从未像那天晚上那样。我记得有一阵子整个人都天旋地转,失去知觉,倒在范·提德曼夫人的怀里。过了一会儿我清醒过来,看到那位好心的寡妇正用一个让侍者打湿的手帕替我擦脸。我立刻说我们回家吧。女人坚持要自己付账。走出门外,我发现她摇晃得并不比我轻。我们互相搀扶着胳膊,歪歪扭扭地撞着行人往前走。因为时间接近午夜,街上并不太拥挤。在一个地方,穿到马路对面时发生了一件意外:当我们走到对面人行道时,范·提德曼夫人的脚在路沿上绊了一下;这个稍稍胖的女人为了不摔倒想抓住我,却因为个子比我高,一下子搂住了我的脖子。可是这次,等她站稳了却还不放开,反而在臂弯里把我抱得更紧了。不知是不是因为醉酒的影响,我也忘了羞怯什么的,紧紧抱住了她。忽然,我感觉到了这个三十五岁女人饥渴的嘴唇贴在我的脸上。她的呼吸虽有些热,但这种溢于言表的亲热举动像一股厚重而好闻的气息渗进我心里。旁边走过的几个人笑着祝福我们。这时,我的目光落在十步外一根电线杆下向我们这边走来的一个女人身上。我感觉全身泛起一阵难以形容的激动和颤抖。那个还搂着我的女人察觉到了,越发炽烈地在我头发上印下潮湿的吻。但我已经开始想要挣脱,想要看清那个走近的女人。是她。那一瞬间看到的她的脸,像闪电一样划过我混沌的头脑。正是那披着野猫皮大衣的、面色苍白、黑眼睛、长鼻子的女人,正是我在画展上看到的那幅画本身,《穿皮大衣的玛利亚》。她脸上带着那种特有的忧伤与厌倦的神情,仿佛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一切,径直走来。她看见我们时,惊讶了一秒钟,就在那一刹那,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看见她的眼中掠过一丝类似微笑的神情。我像被鞭子抽在后颈上一样,猛地一震。尽管醉着,我却非常清楚,在这样的状况下与她初次相遇是多么可怕,而这样一个微笑意味着她给了我怎样的初步判断。我终于挣脱了那个年老女人的手臂。我想立刻跑上去追上“穿皮大衣的玛利亚”。我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一直跑到街角。我环顾四周好几分钟,却空无一人。范·提德曼夫人又来到我身边,问道:“你怎么了?”她挽起我的胳膊把我拖向住处。路上她把我的手臂贴在她身体上,朝我的脸俯下身来。这一次,她温热的呼吸开始让我觉得难以忍受地沉重。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反抗。我这一生从没学会反抗任何人。我唯一能做的是逃走,而此刻我还不能逃;女人走不出三步就能抓住我。与此同时,刚才的偶遇让我昏头转向。因为酒意消退了,我努力想有条理地思考,想回忆起几分钟前注视着我微笑的那双眼睛。可是这一切现在对我来说都像一个幻影,像是发热的头脑里拼凑出的可怕的画面。不,我没有看到她。我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她相遇。这一切都是身边的女人拥抱我、吻我、把呼吸喷在我脸上所唤起的噩梦……我只想尽快回到住处,倒到床上,立刻入睡,摆脱那些无谓的幻觉。但那个女人丝毫没有放过我的意思。越靠近住处,她的动作越激烈,被未平息的情欲催动的胳膊把我抱得更紧了。
在楼梯上她又扑到我脖子上,我灵活地一躲,挣开,冲上楼去。她笨重的身躯震得楼梯发颤,气喘吁吁地追在我身后。我正试图把钥匙插进房间门的锁孔里时,走廊另一头出现了前殖民地商人德普克先生。他慢慢走着。我明白他这么晚还没睡是在等着我们,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整个屋子里的人都知道,他对这个家境相当不错、正值激情年龄的寡妇怀有甜蜜的企图。甚至有人说,那个女人对这些真诚的感情也并不陌生,并且有明确的计划想用柔和的纽带拴住这位虽然年过五十却依然强健的老单身汉。这两位熟人在走廊里相遇,停了一会儿。我立刻推开房间门进去,从里面锁上。门外响起一阵耳语般的交谈,持续了很长时间。听起来,小心翼翼提出的问题得到了不伤人的回答,这番解释似乎在决意相信的耳朵里起到了安抚作用。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和耳语声朝走廊另一头远去,消失了。
我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清晨时分,我做了些令人烦乱的梦。穿皮大衣的女人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面前,带着那可怕而无情的微笑折磨着我。我想对她说些什么,解释些什么,却做不到。她黑眼睛中锐利的神情锁住了我的双颊。每当我看到自己被她那不可更改的判决所宣判,我越发痛苦,陷入深深的绝望。天还没亮我就醒了。头很痛。我点起灯,想看点书。字行从眼前消退,在白色书页的中央,云雾之中,出现了两只黑色的眼睛,它们无声地、暗自嘲笑着我的可怜。尽管我知道昨天傍晚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个幻影,我却无法平静。我起身穿好衣服,走到街上。那是柏林一个寒冷潮湿的早晨。街上除了推着小车往各家各户送牛奶、黄油和小面包的学徒外空无一人。几个警察在街头撕扯着夜里贴上的革命标语。我沿着运河的岸边一直走到蒂尔加滕公园。平静的水面上两只天鹅一动不动地滑翔,活像玩具。林中的草地和长椅湿漉漉的。一把长椅上放着一团揉皱的报纸和几只发夹。看到这些东西,我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情形。范·提德曼夫人大概也在啤酒馆和路上掉了一地的发夹;此刻,她也许正在邻居老德普克先生身边安稳地睡着觉,根本没有想到早上得赶在女佣们起床之前溜回自己房间。
我比平时更早到达工厂,非常热忱地跟门卫打招呼。我下定决心要拼命工作,以此摆脱由无所事事而产生的那些令人苦恼的幻觉。我站在添加玫瑰香精的肥皂锅旁边,在笔记本上记下了长长的笔记。我记录了压制肥皂模型的机器是哪几家工厂制造的。我已经把自己看作即将在哈夫兰建立的大型现代化肥皂厂的经理,想象着印有“穆罕默德·拉伊夫 — 哈夫兰”印记的粉红色椭圆形肥皂,裹着柔软芬芳的纸,遍布整个土耳其。
快中午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的烦躁减轻了一些,开始对生活稍许感到了乐观。我意识到自己是在为多少无聊的事情烦恼,将一切过错归咎于自己的空想,归咎于我的内向和多疑。但从今以后我要改变。除了专业书籍以外,我还要减少阅读。像我这样一个绅士家庭的孩子,有什么理由不幸福呢?父亲的橄榄园、哈夫兰的两家工厂和一个肥皂作坊正在等着我。我还可以从已经嫁给有钱人的两个姐姐那里买下她们的股份,成为我们家乡有声望的商人。敌人已被赶出祖国,国民军解放了哈夫兰。父亲在信中情绪激昂,写下一句又一句爱国的话。就连我们这些人在大使馆里也举行了一次盛大集会,感受了胜利的激动。有时,我会打破日常的沉默,按照我对安纳托利亚战况的了解,向德普克先生和他身边那些失业的军官提出如何解救德国的建议……这么说来,并没有什么好烦恼的。一张毫无意义的画(就算有意义又怎样?),一个基于虚构故事的罗曼史,凭什么在我生活中扮演角色……不,从今以后我要完全改变……
尽管如此,当夜晚来临、天色暗下来时,莫名的忧伤还是涌上了心头。为了避免在餐桌上遇到范·提德曼夫人,我决定在外面吃饭,喝了两杯生啤。但无论如何努力,白天的乐观情绪也没有回来。仿佛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胸口周围挤压着。我希望能借着在户外走走摆脱这种恶劣的心境,于是匆匆结了账。外面下着细雨,天空阴沉。可以看见城市璀璨的灯光在头顶低垂的云层上映出红色的倒影。我走上那条宽阔而漫长的大街,人们称之为选帝侯大街。这里的天空变得更加明亮,就连从数百米高空落下的雨滴也被染成了橘黄色。街道两旁布满了游乐场、电影院和剧院。尽管下着雨,人行道上依然有不慌不忙的行人。我慢悠悠地走着,想着一些毫无意义且互不相关的事情。仿佛努力想驱赶一个执意要闯入脑海的念头。我看每一块招牌,研究每一盏霓虹灯广告。在这条绵延数公里的大街上就这样来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右转,朝维滕贝格广场方向走去。
在这里,一家叫做“卡迪威”的大商场前面的人行道上,有些穿了红靴子、像女人一样化了妆的年轻人走来走去,用邀请的眼神看着行人。我掏出怀表看了看,已经十一点多了。时间过得真快。我的步子忽然加快了,朝附近的诺伦多夫广场走去。这一次,我非常清楚自己要去哪里。昨天晚上,就是在那里、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我遇见了“穿皮大衣的玛利亚”。广场上空荡荡的。南面那座大剧院前面,有个警察在来回巡逻。我拐进对面那条街,来到昨晚与范·提德曼夫人互相拥抱的地方。我盯着前方的电线杆底下,仿佛我寻找的那个人会突然出现在那里。尽管我拼命告诉自己昨晚看到的只是幻影,是醉酒头脑里的错觉,但我此刻却在这里等她,等着那个女人,也许,那个幻影。从早上起建立起来的那栋大厦,如今已化为烟云。我又像从前一样,与世隔绝,始终是我幻想和内心世界的玩物。
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人穿过广场,朝我所在的街道走来。我躲到旁边一栋大楼的门洞里,开始等着。当我探头张望时,我认出了穿着皮大衣的女人,她正迈着短促而有力的步子向这边靠近。这一次,不可能弄错了。我没有醉。她皮鞋发出的干燥脚步声,传到街道两侧的房屋上又反射回来。我的心像缩小了一样疼痛,剧烈地跳动。脚步声已经很近了。我背对着街道,在门边摆弄着门,假装要开门进去的样子,弯下了腰。当脚步声完全到达我身后时,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没有跌倒,没有发出一声惊叫,我扶住了旁边的墙壁。那个女人继续往前走,我从藏身处出来,怕再次失去她的踪影,便紧紧跟了上去。我没有看到她的脸。虽然我如此害怕和她相遇,此刻我却走在她身后五六步的地方。如果我怕她看见我,那么我为什么到这里来、等着她经过呢?现在我为什么又跟着她?难道真的是她吗?我凭什么断定昨晚某个时刻经过这条街的女人,第二天晚上还会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出现呢?我根本没有能力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怀着从未减退的心悸跟在她身后,每当想到她会突然回头看到我,我就更加激动……我低着头,除了沥青路面前方什么也不看,只跟着她的脚步声走。忽然,那脚步声消失了。我停在原地不动。我越发低下头,像个囚犯一样等待着。她什么也没说。但几秒钟后,我注意到我所在的地方比其他地方更亮。
我缓缓抬起眼睛:眼前根本没有那个女人。前方几步外,有一家门面灯火辉煌的相当著名的歌舞厅。一块伸向街道的大招牌上,用蓝色灯泡拼成的“亚特兰蒂克”字样一闪一灭,招牌下方还有灯泡做成的形似海浪的图案。门口站着一个穿金边制服、戴红帽、身高两米左右的男人,他弯下腰请我进去。他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女人大概是这里的常客。每晚同一时间到来,也证明了这一点。我深深吸了口气,脱下大衣,走进大厅。
里面很热闹。中间有一个下凹的圆形舞池,对面是乐队,四周有高而隐蔽的包厢。其中大半包厢的帘子都是拉着的,里面的男女偶尔出来跳舞,然后又回到包厢,拉上帘子。我找到一个似乎还没人坐的包厢,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啤酒。我的心悸已经过去了。我用不慌不忙的目光环顾四周。我希望在这里找到她——穿皮大衣的女人,那个让我几星期来夜不能寐的人——她大概陪着某个年老或年轻的纨绔子弟坐在哪张桌子旁;等到看见她如何将自己的灵魂沽价而出,我对她赋予的如此重大的意义、如此深刻的含义就会全部幻灭,从而摆脱所有空虚的幻想。舞池周围的桌上没有她。她肯定进了哪个包厢。我感觉到自己在苦笑。我生自己的气,为什么总要用与实际不同的眼光看人们。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却仍然未能摆脱童年的天真。一幅简单甚至可能并不美的画,在我心里留下了多么夸张的印象,唤起了多么无边的希望。我给了那张苍白的脸太多意义,简直可以写满几本书,找到了一些实际上从未存在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