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进屋。我在门厅里找了把椅子坐下,把那个纸包放在面前。尽管米赫里耶女士出来过好几次,我却还是羞愧于把这个寒碜的东西交给她。当屋里有人正与死神搏斗时,却向他的亲人递上一条脏毛巾和一把旧叉子,那实在太不合时宜了。我站起身,在屋子中央的大桌子旁踱步。在餐具柜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时,我相当惊讶。我的脸色变得蜡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无论是谁,一个人在生与死之间的那座巨大桥梁上挣扎,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接着,我想到,当他的至亲——妻子、女儿、亲戚——都在身边时,我根本没有权利表现出比他们更多的关心和伤感。
这时,我的目光透过客厅半掩的门瞥见了里面。我稍微走近一看,看见了拉伊夫·埃芬迪的连襟吉哈特和韦达特。他们并排坐在一张长沙发上,抽着烟。显然,他们正被一种强烈的不安所折磨,又因为不能丢下房子离开而暗自恼火。努尔滕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头靠着胳膊;她要么是在哭,要么是在睡觉。
稍远一点,拉伊夫·埃芬迪的小姨子费尔洪德,把两个孩子抱在膝上,正对他们说着什么,想阻止他们吵闹,但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她哄孩子是多么笨拙。
病人的房门打开了,医生走了出来,身后跟着努雷丁·贝。尽管他故作镇定,但神色间仍透着几分烦躁。 “别离开他身边,要是发作了,就打那些针。”他说道。 努雷丁·贝皱着眉头问道: “有危险吗?” 医生给出了在这种情形下他的每一位同行都会给出的回答: “不好说!” 为了避免再被问及其他问题,尤其是不被病人的妻子纠缠,他迅速穿好大衣,戴上帽子,接过努雷丁·贝早已攥在手心里的三枚银里拉,皱了皱眉头,然后离开了屋子。
我悄悄靠近病人的房门,朝里看了看。米赫里耶女士和内杰拉正满怀好奇地看着面前那个闭着眼睛躺着的男人。年轻姑娘看见我,用头示意叫我过去。现在,她和母亲想看看病人的情况会在我身上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我察觉到这一点,便竭力控制住自己。我轻轻摇了摇头,摆出一副看到的情况让我放心的样子。然后,我转向左边几乎凑在一起说话的两个女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 “大概没什么好怕的……真主保佑,他会挺过去的!”
病人微微睁开眼,像是不认识我似的,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他费了很大力气把头转向妻子和女儿,含糊不清地嘟囔了几个词,皱着眉头比划了几个手势。 内杰拉凑过去: “爸爸,你想要什么吗?” “你们,先出去一下吧!” 他的声音非常轻,断断续续的。 米赫里耶女士向我们示意。但看到这情景,病人把手从床上伸出来,抓住了我的手腕,说道: “你别走!” 两个女人有点惊讶。内杰拉嗔怪道: “爸爸,别把手伸出来呀!……” 拉伊夫·埃芬迪做出一个仿佛在说“我知道,我知道!”的动作,飞快地摇了摇头,再次示意她们出去。 两个女人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的脸,离开了房间。
这时,拉伊夫·埃芬迪指了指我手里那个我完全忘了的纸包: “都带来了吗?” 我先是没明白,看着他的脸。搞这么多仪式,就为了问这个吗?病人仍然看着我的脸,眼睛里闪着光,仿佛充满了极大的好奇。 直到这一刻,我才想起那本该死的黑皮笔记本。我一次都没打开看过,也从不好奇里面有什么。我甚至从未想过拉伊夫·埃芬迪会有这种笔记本。 我迅速打开纸包,把里面的毛巾和其他东西放在门后的一把椅子上。然后拿起笔记本,给拉伊夫·埃芬迪看: “您想要的是这个吗?” 他点了点头,算是“是的”。 我缓缓地翻动着笔记本的页面。我感到内心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好奇心在逐渐膨胀。在单行横线的纸页上,写着潦草而不规则的大字,看得出是非常匆忙写下的字行。我扫了一眼第一页,没有标题之类的东西。右侧写着日期:1933年6月20日,紧接着下面是这几行字: “昨天我经历了一件奇怪的事,它让我重新体验了十年前的另外一些事……” 下面的部分我没能读下去。拉伊夫·埃芬迪再次伸出手,抓住了我的手。 “别读!”他说,然后用头指了指房间对面,含糊地说: “把它扔到那儿去!……” 我看向他指的方向。我看到了那个铁炉,炉膛里,云母片后面透出红彤彤的火焰。 “扔到炉子里吗?” “对!” 此刻,我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让我亲手销毁拉伊夫·埃芬迪的笔记本,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这怎么行呢,拉伊夫·贝!”我说。“难道不可惜吗?把一本陪伴了您这么久的笔记毫无意义地烧掉,这合适吗?” “没用了!”他说,再次用头示意炉子。 “它已经没用了!” 我明白是不可能让他改变主意了。或许他把那对所有人都隐藏起来的灵魂,都倾注到了这本笔记本里,现在他想让它和自己一起离去。 面对这个不想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甚至在走向死亡时也要带走自己孤独的男人,我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怜悯,以及对他的命运无穷无尽的关心。 “我理解您,拉伊夫·贝!”我说。“是的,我非常理解。您把您的一切都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您有权利这样做。您想烧掉这本笔记本,也是对的……但是,能不能把它推迟一段时间,哪怕只推迟一天呢?” 他用眼神问:“为什么?”,看着我。 为了继续我开始的努力,尝试最后一种办法,我凑得更近了些,努力把我对他所有的关心和情感都凝聚在眼神里。 “这本笔记本,您不能让我保管一晚吗?就今晚?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朋友,您却从未向我提起过您自己……您不觉得我关心您是件很自然的事吗?您真的觉得有必要连我也这样隐瞒吗?您是我在这世上最珍视的人……尽管如此,您却想用‘在您眼里我跟其他人一样什么都不是’这样的话来撇下我离开吗?”
我的眼睛湿润了。胸口颤抖着,我继续说道。仿佛此刻,我把几个月来对这个一直拒绝让我靠近的人,心中积聚的所有怨怼都倾泻了出来: “您从世人那里收回您的信任,也许是对的?但难道就没有例外吗?就不能有例外吗?别忘了,您本人也是这些世人中的一员……您所做的,最终可能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自私。” 我意识到,这些话不该对一个重病人说,于是停了下来。他也不说话。最后,我鼓起最后的勇气: “拉伊夫·贝,也请您理解我!您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而我还在起点。我想了解人,特别是想知道人们究竟对您做了什么……” 病人猛地摇头打断了我的话。他在嘟囔着什么;我俯下身去,感觉到他的呼吸喷在我脸上: “不,不!”他说。“人们什么都没对我做过……什么都没做……都是我……都是我……” 他突然停了下来,下巴垂到了胸口。他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显然,这一幕让他疲惫不堪。我也开始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疲惫。我在想,干脆把笔记本扔进炉子里然后逃出去算了。病人再次睁开了眼睛: “谁都没有错……甚至连我也没有!……” 他说不下去了。他开始咳嗽。最后,他用眼睛示意着笔记本,说道: “你读吧,读了你就明白了!” 我像是正等着这句话似的,立刻把那本黑皮笔记本放进了口袋。 “我明天早上拿来,当着您的面烧掉!”我说。病人用一种与之前那种挑剔截然不同的态度,耸了耸肩,那意思像是“随你便吧”。 我明白,他已经和这本肯定包含了他生命中最重要部分的笔记本断绝了关系。为了告别,我吻了他的手。我本想直起身来,他却没放开我,把我拉向他,先是亲吻我的额头,然后是脸颊。当我抬起头时,我看见泪水正从他的眼角流向太阳穴。拉伊夫·埃芬迪没有任何想要掩饰或擦去泪水的动作,只是睁着眼睛看着我。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哭泣;这是一种只有在极度真实、巨大的悲伤中才会出现的、无声的、没有抽泣的哭泣。我知道离开他会让我很难受。但我没想到会如此可怕,如此痛苦。 拉伊夫·埃芬迪再次动了动嘴唇。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孩子,我们都没能好好长谈过一次……可惜啊!”然后闭上了眼睛。 我们之间已经永别了……为了不让等在门口的人看到我的脸,我几乎是小跑着穿过门厅,冲到街上。路上,一阵冷风吹干了我的脸颊。我不停地念叨着:“可惜……真可惜!……”
回到旅馆时,我发现我的朋友已经睡着了。 我上了床,打开床头的小灯,立刻开始读拉伊夫·埃芬迪那本黑皮笔记本:
1933年6月20日
昨天我经历了一件奇怪的事,它让我重新体验了十年前的另外一些事。我知道,这些我以为早已忘记的记忆,从今以后将再也不会离开我……是什么样的恶意巧合,昨天把它们带到我的路上,把我从沉睡多年的、那渐渐习惯了的麻木不仁中唤醒。要是我说我会疯掉或者死掉,那是在说谎。人会很快习惯并忍受那些自认为无法承受的事情。我也会活下去……可是要怎么活下去啊!……以后的生活将会是怎样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但我能忍受的……就像以前一样…… 只有一件事,我再也无法忍受:我无法再独自把所有的事都憋在心里。我想说出来,想讲述一些事,很多事……对谁说呢?……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还有像我一样茕茕孑立的人吗?我能对谁说,又能说什么呢?我不记得这十年来我对任何人说过什么。我白白地逃避所有人,白白地把所有人都从我身边推开;但以后我又能做得不同吗?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了……也没必要改变。看来事情本该如此。只是,如果我能说出来……哪怕只对一个人,倾诉我的内心……即使我真的想这样做,现在也不可能再找到这样一个人了……我也没有力气去寻找了……就算还有力气,我也不会去找的……再说,我为什么要拿起这本笔记本呢?如果我还有一丝希望,我还会碰这个我最讨厌的写作差事吗?人总得找个出口发泄一下……要是没有昨天那件事……唉,要是昨天我没有知道这一切……现在我还会继续过着以前那种,也许是安逸的生活……
昨天我在街上碰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我是第一次见,另一个则可能是这世上离我最远的人之一。我怎么会想到他们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但是,既然我决定要写下来,我就应该平心静气地从开头讲起……这样的话,就得倒退几年,甚至十、十二年……也许十五年……但我会不厌其烦地写下去……也许在那些无意义的琐碎细节中,我能掩盖住真正可怕的部分,摆脱它们的影响。也许我写下的东西不会像我经历过的那样痛苦,我会感到些许宽慰。也许我会发现很多事情比我所以为的更微不足道、更简单,从而为自己的激动感到羞愧……也许……
我父亲是哈夫兰人。我在那里出生并长大。在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去离家大约一小时路程的埃德雷米特中学走读。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我十九岁时应征入伍;但还没到训练营,停战就宣布了。我回到了镇上。我没能再继续读完中学。反正我也不太想读书。中间隔了一年的时间,以及当时这一带混乱不堪的局势,让我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停战后,所有的联系都松动了,既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府,也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目标。一些地区被外国军队占领,突然冒出来的一大堆土匪,打着各种各样的名号,时而组成阵线对抗敌人,时而抢劫村庄,四处活动;昨天还被当作英雄口口相传的匪首,一周后就被宣布被剿灭,尸体挂在埃德雷米特科纳克前的广场上。在这样的时代,关在四堵墙里学习奥斯曼历史或道德谈话,实在不是什么有吸引力的事。只有我那在乡里还算家境殷实的父亲,不知为何,偏偏一心想让我读书。看到我的许多同龄人斜挎着弹匣袋、扛着毛瑟枪上山当了土匪,其中一些人被敌人或者另一伙土匪杀死,他便开始担心我的下场。说实话,我也不想闲着,也在偷偷地准备着。但就在这时,占领军进入了镇上,我所有关于英雄主义的热情,都注定只能被扼杀在心里了。
我像个流浪汉一样混了几个月。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消失不见了。父亲决定送我去伊斯坦布尔。他也不知道该让我去哪里,只是说:“找个学校,读书去!”我一直是个有点笨拙害羞的孩子,父亲这样对我说,足以证明他多么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不过,我心里还是对某些方面暗暗有些渴望。上学时,有一门课我得到了老师们的赞赏:我画画还不错。我时不时会想进伊斯坦布尔的“美术学院”学习,这让我编织起甜美的幻想。其实我从小就只是个活在自己幻想世界里的沉默孩子,而不是活在现实中。我的天性中有一种过分得近乎荒谬的羞怯,这常常导致我被周围人误解,被当成傻瓜,让我很苦恼。没有什么比需要纠正别人对我的看法这件事更让我害怕的了。班上有同学犯了错,也总是栽赃到我头上,而我却连一个字都不敢为自己辩解,回到家就躲到角落里哭。我常听到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对我说:“哎呀,你小子本来该是个姑娘,可惜投错了胎!”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独自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或溪水边,沉浸于幻想之中。这些幻想大胆而广阔,与我的行为形成巨大反差:我会像读过的无数翻译小说里的英雄一样,带着对我言听计从的随从,到处横冲直撞;我会把一个住在几条街外、在我心中激起模糊甜蜜欲望的、名叫法赫里耶的女孩,戴着面具、腰别双枪,劫持到我山里那座宏伟的洞穴里去。我会想象她起初如何害怕、如何挣扎,然后,看到那些在我面前瑟瑟发抖的人,以及洞穴里无与伦比的财富,她如何惊得目瞪口呆,最后,当我揭开面具时,她又如何怀着来不及掩饰的喜悦,大喊着扑到我脖子上的情景。有时候我会像伟大的探险家在非洲旅行,在食人族中间经历闻所未闻的冒险;有时候我又会成为著名的画家,周游欧洲。所有我读过的书——米歇尔·泽瓦科、儒勒·凡尔纳、大仲马、阿赫迈特·米特哈特·埃芬迪、韦吉希·贝——都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父亲不喜欢我读这么多书,有时会把小说拿走扔掉,有时晚上不让我房间点灯。但他发现我总有办法,会在小小灯芯煤油灯的光线下看得入迷,读《巴黎的秘密》或《悲惨世界》,于是就不再来干涉我了。我抓到什么就读什么,而且无论读什么——不管是勒考克先生的冒险故事,还是穆拉特·贝的历史著作——我都会深受影响。 有一次,我在一本古罗马史书上读到,一位名叫穆基乌斯·斯凯沃拉的使节,在与敌人进行和谈时,对方威胁他若不接受条件就杀了他,作为回应,他把手臂伸进身旁的火堆里,一直烧到肘部,同时平静地继续谈判,以此表明不会被这种威胁吓倒。读到这里,我心中便涌起一股冲动,也想把自己的手像那样放进火里,考验一下自己是否有同样的坚韧,结果我的手指被相当严重地烧伤了。那个忍受着巨大痛苦、脸上却仍保持微笑的人的幻影,从未离开过我。有一段时间,我也曾尝试写作,甚至涂鸦过一些短诗,但很快就放弃了:不管以何种形式,把心里的东西暴露出来都让我感到恐惧,这种无意义的、不必要的胆怯成了我写作的障碍。只有画画我还一直在坚持。但在我看来,这件事并非是把内心的一切表达出来,而只是捕捉外界的景象反映到纸上,是一种媒介作用。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便连这个也放弃了……还是因为那种恐惧…… 在伊斯坦布尔的美术学院里,我无人指导,全靠自己才明白,画画也是一种表达,一种内心的表达,于是我连学校也不去了。反正老师们也觉得我没什么特别的才能。在家里或者画室里胡乱涂抹的东西里,我只能拿出最毫无意义的那些给别人看;而任何能表达我内心、包含我自身情感的作品,我都会极其谨慎地藏起来,羞于示人。这些东西万一偶然落入他人之手,我就会像被赤身裸体抓住的女人一样惊慌失措,满脸通红,然后逃走。
我在伊斯坦布尔漫无目的地晃荡了很长时间。那时正是停战期,这座城市变得放荡而混乱,让我无法忍受。我向父亲要钱想回哈夫兰。大约十天后,我收到了一封长信。父亲为了让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 他不知从哪里听说,在德国,因为货币贬值,外国人生活非常便宜,甚至比在伊斯坦布尔花得还少。他让我去那里学习“肥皂制造,特别是香皂制造”,并说会寄来路费和其他开销的钱。我喜出望外。这倒不是因为我对这些工艺有什么热情,而是因为我从小就无数次在眼前以千姿百态浮现的、成为我许多幻想主题的欧洲,竟然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了我这样的机会。父亲在信中说:“你要是花一两年时间学会这门手艺回来,我们就把家里的肥皂厂扩大、改造,交给你管理。你投身商海,靠着这‘金手镯’,就能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但我根本就没考虑这一层…… 我估计自己会学会一门外语,用这种语言读书,而且,最关键的是,那些我以前只在小说里遇到的“人”,就能在这个叫“欧洲”的地方找到了。我与自己的环境格格不入、孤僻乖僻,其中一个原因,不就是因为我无法在周围找到我在书中结识并认同的那些人吗? 我花了一周时间准备,然后经由保加利亚,坐火车前往柏林。我一句外语都不会。在四天的旅途中,靠着从一本会话手册上背下来的十几个单词,我找到了那个早在伊斯坦布尔时就已经记在本子上的寄宿公寓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