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l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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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第 2 章 · 4226 词 · ~22 分钟阅读

午间去吃饭时,我看见他坐在位子上一动未动,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个用纸包着的面包和一个小饭盒。“祝您胃口好!”我说完便离开了房间。

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里面对面坐了好些日子,却几乎一句话也没说过。我和其他部门的许多职员都熟络了,甚至傍晚下班后还一起到咖啡馆下双陆棋。从他们口中得知,拉伊夫先生是公司里资历最老的职员之一。在我们隶属的这家银行成立之前,他就在那里做翻译了,没人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据说他家里人口不少,靠这份薪水只够勉强糊口。我问他既然资历这么深,为什么这家出手阔绰、对别人大把撒钱的公司不给他加薪,年轻职员们笑着说:“因为他是个懒鬼。连他到底会不会外语都值得怀疑!”可我后来才知道,他的德语非常好,而且译文准确优美。他能轻松翻译关于从南斯拉夫苏萨克港进口的白蜡木和冷杉木规格的信件,或是关于轨枕钻孔机操作方式及备件的说明;他将公司经理毫不迟疑地寄出的技术规范与合同从土耳其语译成德语。空闲时,他会打开桌子的抽屉,不拿出来,就那样出神地看书。有一天我问他:“那是什么,拉伊夫先生?”他像做错事被抓到一样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没什么……一本德文小说!”说完立刻关上了抽屉。尽管如此,公司里没人相信他会外语。也许他们是对的,因为从他的举止神态看,根本不像一个懂外语的人。从没听他说过外语单词,也没听他说过自己懂什么外语;从没见过他手里或口袋里有过外文报纸杂志。总之,他完全没有那些四处张扬“我们懂法语!”的人的特征。他从不凭自己的知识要求加薪,也不去找其他薪水更高的工作,这更强化了人们对他的这种看法。

他早上准点来上班,午饭在办公室里吃,傍晚买点零碎东西就立刻回家。虽然我邀请过他几次,他都不肯来咖啡馆。“家里等着呢!”他说。我以为他是个幸福的家长,急着早点见到老婆孩子。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但这些以后再说。他的这种规矩和勤勉却没能让他在单位里免受轻视。我们那位哈姆迪,只要在拉伊夫先生的译文里发现一个小打字错误,就会立刻把那个可怜人叫来,有时甚至亲自跑到我们办公室训斥他。哈姆迪对别的职员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这些多少都靠点关系进来的年轻人给难堪,可对拉伊夫先生,他知道对方绝不敢反抗,就格外使劲欺负——为了一份晚交几小时的译文,他都能涨红了脸,嗓门大得整栋楼都听见。这很容易理解:还有什么比拿自己的同类来试试权力和权威更让人陶醉的呢?尤其是当这种机会,因为种种微妙算计,仅仅对某些特定的人才会出现时。

拉伊夫先生偶尔会生病不来上班。多数是些不碍事的感冒,但他自称多年前得过肺炎,因此格外小心。稍微有点鼻塞就闭门不出,出门时穿好几层羊毛内衣,在办公室从不让开窗,傍晚回家时总要裹好围巾、捂住耳朵,再把那件厚实但略显破旧的大衣领子高高竖起才走。生病时他也不耽误工作。要译的文件会由一个勤务员送到家里,几小时后就去取回来。即便如此,经理和我们那位哈姆迪对拉伊夫先生的态度里,总有一种“看,尽管你这么病恹恹,我们也没开除你”的意味。他们动不动就当面戳他这点,每次他请假几天后回来,他们就用带刺的问候迎接:“怎么样?但愿这次彻底好了吧?”

不过,连我也开始烦拉伊夫先生了。我在公司待的时间不多,总是提着文件包往返于银行和我们承接订单的政府部门之间;偶尔回座位处理文件,给经理或副经理汇报情况。即便如此,看见对面桌上那个人一动不动地坐着,让人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活的——要么在翻译,要么在抽屉里看那本“德文小说”——我认定这真是个既没意思又无聊的家伙。我想,一个人心里要真有什么,是忍不住要表达出来的;像他这样沉默而漠然的人,内心里大概跟植物没什么两样:像机器一样来上班,干完活,出于某种我无法理解的习惯读几本书,傍晚买点东西回家。在那些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完全一样的日子里,生病大概成了唯一的变故。据同事们说,他向来就是这样过活的。从没见过他为什么事激动。面对上司最无端最不公的指责,他总是以同样平静而毫无表情的眼神应对;把译稿交给打字员或取回时,总是带着同样毫无意义的微笑请求和道谢。

有一天,又是因为打字员不把拉伊夫先生当回事而延误了一份译文,哈姆迪直接跑到我们办公室来,声音相当严厉地吼道:

“还要我等多久?我跟你说我有急事,要走了,可你还没把匈牙利公司那封信的译文拿来!”

对方迅速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译完了,先生!是小姐们一直没打出来,她们有别的活!”

“我没跟你说过这活儿最急吗?”

“是,先生,我也跟她们说了!”

哈姆迪更大声地吼道:

“你少跟我顶嘴,干你的活儿去!”

然后门一摔就走了。

拉伊夫先生也跟着出去,又去打字员那里求了。

整个过程里,哈姆迪连正眼都没瞧我一下。我思索着这个男人。这时那位德语翻译又走进来,坐回位子低下了头。他脸上依旧是那副让人惊讶甚至恼火的不可动摇的平静。他拿起一支铅笔,在一张纸上乱画起来。不是在写字,而是在画线条。但这动作并非紧张的人无意识地随便动动。我甚至看见他嘴角、黄胡须下方浮现出一丝自信的微笑。他的手在纸上缓慢移动,不时停下来,眯起眼睛看着前面。从他脸上那隐约的笑容里,我看出他对看到的东西很满意。终于他放下笔,长久地端详着那张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次我惊讶地发现他脸上露出了全新的表情:简直像是怜悯什么人。我好奇得坐不住了。正要站起来时,他直起身,又往打字员房间去了。我立刻跳起来,一步跨到对面桌前,拿起拉伊夫先生画了东西的那张纸。一看之下,我惊得愣住了。

巴掌大的纸上,我看到了哈姆迪。简简单单的五六笔,却极其巧妙地勾勒出了他的全部面目……别人大概看不出有多像,甚至逐一审视时也许没有一处相似,但对于刚才亲眼看见他在房间中央大声叫嚷的人来说,绝不可能认错。那张因兽性的愤怒和难以形容的粗俗而张成矩形的嘴;那双想要盯穿视线所及之处、却仿佛在无力中窒息的细线般的眼睛;那副夸张得延伸到脸颊、给面孔增添了几分野性的鼻子……是的,这就是几分钟前站在那里的哈姆迪,更准确地说,是他灵魂的肖像。然而让我惊讶的还不止这些:从我进公司起,几个月来我对哈姆迪一直反复得出彼此矛盾的判断。我时而试图原谅他,常常又看不起他。我把他的真实人格和他现在职位给予他的人格混在一起,又想分开它们,结果反而更糊涂了。而拉伊夫先生用这几笔勾勒出的哈姆迪,正是我长久以来想看却一直没能看见的那个人。尽管他面容原始而野性,却有一种可怜之处。残忍与可怜的结合,从未如此清晰地展现过。仿佛相识十年的老友,到今天才真正认识。

同时,这幅画也让我突然理解了拉伊夫先生。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他那不可动摇的镇定,以及他与人相处时那种古怪的腼腆。一个对周围人看得这么透彻、能把对方内心看得这么尖锐清晰的人,怎么可能激动或对谁生气呢?这样的人面对一个在他面前卑微挣扎的人,除了像石头一样不动,还能做什么?我们所有的激动、失望、愤怒,都源于面对事件时的不解和意外。一个准备好面对一切、知道谁会来什么的人,又怎么会被震动呢?

拉伊夫先生在我眼里重新变得令人好奇了。尽管刚才有了一丝光亮,但我觉得脑海里关于他仍有许多矛盾之处。我手中那幅画线条的准确,表明它并非出自业余爱好者之手。画它的人一定多年从事绘画。这里不仅有一双真正能看见的眼睛,还有懂得用精妙细节捕捉所见之物的技巧。

门开了。我想迅速把纸放回桌上,但已经晚了。拉伊夫先生拿着匈牙利公司来信的译文朝我走来,我像道歉似的说:

“画得真美……”

我以为他会吃惊,担心我泄露他的秘密。完全不是这样。他用一贯那种疏离而恍惚的笑容从我手中拿过纸,说:“很多年前,我画过一阵子画……偶尔手痒,会涂几笔……您也看到了,都是些没意思的东西……无聊消遣罢了……”

他把画在手心里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打字员小姐们打得太急了!”他咕哝着,“肯定有错字,但要是再看一遍,哈姆迪先生会更生气……他也有道理……我还是送过去吧……”

他又出去了。我用目光追随着他。“他也有道理,他也有道理!”我自言自语。

从这以后,拉伊夫先生的一举一动,哪怕那些看似确实无意义、无关紧要的举动,都开始引起我的好奇。我试图利用每个机会和他说话,了解他真实的身份。他仿佛没察觉我过分的亲近。他对我始终保持着礼貌但永远留有余地的态度。我们的友谊表面上无论怎么发展,他的内心对我始终紧闭。甚至在我亲眼见到他的家庭、他在家里的情况之后,对他的好奇反而更加强烈了。每向前迈出一步试图接近他,都让我遇到更多新的谜团。

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在他照例生病的那一回。哈姆迪正打算让勤务员把一份明天要交的译件送去。

“给我吧,我顺便去探望他。”我说。

“也好……去看看他怎么了,这次拖得太久了!”

确实,这次他病得时间长了点。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来公司了。一个勤务员描述了伊斯梅特帕夏区他家的位置。当时正值隆冬,我走上早早就暗下来的街道,穿过安卡拉那些与铺了柏油的大路截然不同的坑洼不平的狭窄街区,坡上坡下一个接一个。走了很长一段路,在几乎到了城市尽头的地方,我向左拐,走进街角一家咖啡馆打听房子位置:在一片堆满石块和沙土的空地之间,孤零零地立着一栋黄色的两层楼房。我知道拉伊夫先生住在一楼。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个十二岁上下的女孩。我问起她父亲,她装模作样地皱了皱鼻子、撇了撇嘴说:

“请进!”

屋子里完全不像我想象的样子。用作餐厅的前厅里,放着一张大折叠餐桌,靠边有一个摆满水晶器皿的碗柜。地上铺着漂亮的锡瓦斯地毯,旁边的厨房飘出饭菜的气味。女孩先把我领进客厅。这里的家具也很漂亮,甚至可以说是昂贵的:红天鹅绒沙发、低矮的胡桃木茶几,角落里一个巨大的收音机占满了房间。四处——桌上、沙发靠背上——都铺着精致的奶油色蕾丝台布。墙上挂着新郎新娘的结婚照,还有一幅写成轮船形状的“我信”牌匾。

几分钟后,小女孩端来咖啡。她的脸上不知为何始终带着那种想小看我、想嘲笑我的骄纵表情。接过我手里的杯子时,她说:“家父不舒服,先生,他下不了床,请您到里面去!”说这话时,她似乎又想用眉眼神情告诉我,我根本不配得到这种客气待遇。

走进拉伊夫先生的房间时,我更加惊讶了。这间小房间跟家里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简直像寄宿学校的宿舍或医院病房,里面并排放着一排白色铁床。拉伊夫先生躺在其中一张床上,盖着白被单,半坐着,从眼镜后面努力向我打招呼。我想找把椅子坐,可屋里两把椅子上都堆着毛衣、女式长袜、几件随手脱下的绸缎衣服。角落里一个樱桃红漆的破衣柜半开着门,里面胡乱挂着衣服、套装,下面还有打成结的包袱。整个房间乱得惊人。拉伊夫先生床头柜上,一个铁托盘里放着一只已经脏了的汤碗(看来是中午留下的),一个没盖的小水壶,旁边是很多瓶瓶罐罐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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