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l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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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第 16 章 · 5243 词 · ~27 分钟阅读

「随你便!……」

我们再也没谈别的。那些本打算仔细考虑、好好定夺的事,我们连一个字都没碰。

第二天傍晚,他坐火车走了。整个下午我们都没出门。面对面坐在窗前,望着窗外。我们在彼此的本子上记下了地址。为了让他的信能找到我,我答应每封信里都附上一个写着我地址的信封。因为无论是他用阿拉伯字母写信,还是我们哈夫兰的邮局工作人员认拉丁字母,都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聊了大约一个小时,净是些天气、季节之类的话题,聊今年冬天特别长,明明都快到二月底了,雪还是没化完。他显然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可我呢,不管这念头有多荒谬,却祈祷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能停下来,永远不要结束。

话虽如此,我们聊的内容却毫无意义得令人吃惊。我们时不时对视一眼,露出茫然的傻笑。去车站的时间一到,我们几乎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自那以后,时间就过得快得可怕了。我提着两个小手提箱,送他到安哈尔特车站。他放好行李后,坚持不在包厢里待着,要和我一起下车到站台上来。那二十分钟里,我们全被同样毫无意义的傻笑填满,在我看来却短暂得像一秒。我脑子里闪过千百种念头。但与其把这些念头挤进这么短暂的时间里,我宁愿一个字也不说。可我们明明从昨天起就有大把时间可以聊啊。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平淡地分别呢?

玛丽亚·普德尔在最后几分钟里似乎有点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察觉到这一点,我心里竟有些高兴:看着她毫无波澜地离去,大概会让我更难受吧。她不住地拉住我的手又放开,嘴里嘟囔着: 「多没意思的事啊?……你到底为什么要走?」 「要走的是你,我还在这儿呢!」我说。 她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她拉住我的胳膊。 「拉伊夫……我现在走了!」她说。 「嗯……我知道!」 火车开动的时间到了。一个工作人员关上了车厢门。玛丽亚·普德尔跳上了踏板,然后俯身对着我,声音很轻,却一字一句: 「我现在走了。但只要你叫我,我就回来……」 一开始我没明白她什么意思。她也顿了一下,补充道: 「不管你在哪儿叫我,我都会来!」 这次我听懂了。我扑过去想握住她的手,亲吻它们。玛丽亚已经进了车厢,火车悄无声息地开动了。我跟着她所在的车窗跑了一阵,然后慢了下来,挥着手喊道: 「我会叫你的……我一定会叫你的!」 她笑着摇了摇头。她的脸和眼神告诉我,她相信我。 我心里满是那种话没说完的懊恼。为什么从昨天起我们都没触及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只聊了收拾行李、旅行的乐趣、今年冬天的天气,却对我们彼此之间真正重要的事情连碰都没碰?不过,也许这样更好。有什么好长篇大论的呢?到头来不都是一个结果吗?玛丽亚找到了最好的方式……没错……一个提议,一个接受……简短,没有争论,没有算计!再没有比这更美好的告别了。那些我因为没能说出来而在心里懊悔的、自以为漂亮的话,和这比起来,都显得苍白无力。

现在,我似乎有点明白她为什么比我先动身了。我走之后,柏林的头几天对她来说肯定非常难熬。就连我,虽然忙着准备行程、护照、车票、签证这些事,忙得不可开交,但路过我们一起走过的街道时,心里也觉得不是滋味。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好难过的了。等我回土耳其把工作稍微安排妥当,我就会叫她来。就这样……我那种擅长做梦的本事,这一次也立刻显现出来了。我眼前仿佛已经看到了要在哈夫兰附近建起的漂亮别墅的位置,还有我要带她去逛的山丘和森林。

四天后,我途经波兰和罗马尼亚,回到了土耳其。这段旅程,甚至之后的好几年,都没什么值得写的特别之处……直到在康斯坦察上了船,我才开始思考那个促使我回土耳其的事件。原来父亲去世了。我为自己竟然这么晚才真正意识到这件事而感到深深的羞愧。当然,我也没有理由用真心去爱我的父亲,我和他之间总隔着一层陌生感。要是有人问我:「你父亲是个好人吗?」我恐怕答不上来,因为我并不了解他的好坏。父亲对我来说,几乎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他只是那个被称作「父亲」的抽象概念,在人间的一个形象。那个晚上皱着眉、悄无声息地进门、不屑于和母亲或我们这些孩子说话的那个秃头、圆脸、花白胡子的男人,和我在哈武兹卢咖啡馆里看到的那敞着胸脯、笑着喝酸奶、甩着脏话打双陆棋的那个人,对我而言完全是两个人……我多希望后一个人才是我的父亲啊……但即使在那副模样下,他一看见我,脸立刻就会严肃起来: 「你在这儿晃悠什么?……」他喊道:「去,到茶水间去,喝杯果子露就回街区,到那儿玩去!」 就算我长大了,服完兵役回来了,他对我的态度也没变过。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越觉得自己懂事了,在他眼里好像就越幼稚。对我后来时不时提出的个人想法和见解,他甚至带着几分轻视。到后来,他什么都顺着我,那根本不是迁就,而是他根本不屑于跟我争论的迹象。 尽管如此,我心里并没有玷污他回忆的念头。我会感到空虚,但并非空无一物,而是他的缺席。越靠近哈夫兰,我心头就越是沉重。我很难想象我们的家,整个镇子,没有了他会是什么样子。

这些事不必细说。我甚至宁愿对之后这十年只字不提,但为了让某些事情被理解,至少得用几页纸来讲讲我这辈子最乏味的这段日子。在哈夫兰,没人欢迎我。姐夫们像是在嘲笑我,姐姐们完全像个陌生人,母亲比起以前更可怜了。我们家被封了,母亲搬到大姐夫那边去了。也没人提出让我也去住,我就和一个老女佣一起独自住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当我想接手父亲的事,却得知他去世前就把遗产分好了。分给我的到底是什么财产,我从姐夫们那里怎么也问不清楚。两家肥皂厂压根没人提,后来才搞清楚,是父亲不久前卖掉的,买主正是我某个姐夫。这些钱,还有传闻中父亲手头很宽裕的现金和金子,全都不见踪影。母亲什么都不知道。我问她,她说:「我的孩子,我哪儿知道呢!你父亲就这么走了,也没交代埋钱的地方。你姐夫们在他最后几天倒是一直守着……谁能想到他会死呢?……他肯定没来得及说埋哪儿了……现在可怎么办?……要不我们去找个灵媒?……他们什么都知道……」 果然,打那以后,母亲就把哈夫兰附近所有的灵媒都找遍了。按照他们的指点,橄榄树林里每棵树根底下都挖过了,家里的墙根也刨遍了。她把手里最后那点金币都花在了这上面。姐姐们也一起去找灵媒,却不太愿意掏钱;我尤其感觉到,姐夫们对这场没完没了的寻宝闹剧,肯定在暗地里偷笑。 因为收获季已经过了,橄榄树林里我没拿到任何收成。我只得卖掉了其中几片林子未来几年的收成,换了几个钱。我的目标是勉强熬过这个夏天,等秋天一到,橄榄季一开始,就尽全力扭转局面,立刻把玛丽亚·普德尔接过来。

回到土耳其后,我们通信很频繁。在这个我忙于各种蠢事的泥泞春天和闷热的夏天里,唯一能给我带来一丝慰藉的,就是她的信,以及我给她写信的那些时光。我回来大约一个月后,她和母亲一起回了柏林。我把信寄到波茨坦广场邮局,她自己会去取。夏天过半时,她有一次写了些奇怪的东西。说她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我,但这消息只能在她来了之后当面跟我说。(我之前告诉她,我打算秋天叫她过来!)自那以后,我在许多信里问了又问,她却始终没有写那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她总说:「等着吧,等你来了就知道了。」 是啊,我等了;而且不只是等到秋天,我整整等了十年……那个「好消息」,我是整整十年之后才知道的……就在昨晚才知道的……不过现在我们先把这事放一边,按顺序把事情讲清楚。

整个夏天,我穿着靴子,骑着马,满山遍野地巡视那些橄榄树林。我惊讶地发现,父亲不知为什么,把最贫瘠、最没路、最矮小的林子留给了我。相比之下,那片在平原上、水源充足、靠近镇子、每棵树都能产半麻袋以上果实的橄榄林,却留给了我的姐姐们,也就是我的姐夫们。我逛了一圈发现,林子里的很多树因为好多年没修剪清理,已经开始野化了。看来父亲在世时,就没人费心去那荒山上收过果实。 看来,是有人趁我不在,利用父亲的病、母亲的软弱和姐姐们的懦弱,耍了不少花招。但我相信只要我不辞辛劳地干活,总能挽回一切,而玛丽亚的每一封信都给了我新的勇气和干劲。 十月初,正当橄榄采摘工作开始热火朝天,我也正打算叫她过来的时候,信却忽然断了。我把房子修葺一新,在全体哈夫兰人——当然首先是亲戚们的——几乎带着侮辱的轻视和惊叹中,从伊斯坦布尔订购了许多家具,其中还包括一个浴缸,我还给旧的浴室铺上了瓷砖,把浴缸安在了那里。 因为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原因,所以所有人都把我的举动当成附庸风雅、盲目模仿洋人、自以为是。尤其是像我这样连自己的事都没理清楚的人,居然靠着借钱或者卖收成得来的几个钱,就去买带镜子的衣柜和浴缸,这简直就是疯了。我对这些指责暗自发笑。他们不可能理解我。我也完全没有解释的必要。 但是,都过了十五、二十天了,玛丽亚还是没给我回信,这可把我急坏了。我那本就容易疑神疑鬼的脑子,开始被成千上百种可能折磨得死去活来。接连写了好几封信都得不到回复,我更是彻底绝望了。实际上,她最后那几封信的间隔也越来越长,信里的内容似乎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勉强……我把她所有的信都摊在面前,一封一封地重新读。最后几个月写的那些信里,透着一丝慌乱,好像有什么想要隐藏的东西,还有一些躲躲闪闪、遮遮掩掩的措辞,完全不像平时那个坦率的玛丽亚。我甚至怀疑过:她究竟是希望我快点叫她来,还是害怕我叫她,是担心自己不得不反悔而难过?我已经从每个句子、每个没说完的短语、每个玩笑里解读出各种意思,快要疯了。 我写的一切都是徒劳,所有担心的事都成真了。 我再也收不到玛丽亚·普德尔的音信,也再也听不到她的名字……直到昨天……不过这个我们后面再说……一个月后,我最后寄出的那些信被退了回来,附注写着:「收件人未领取,退回寄件人。」到那时,我对一切都彻底绝望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自己在短短几天内变化之大,都感到惊讶。像是有某种东西赋予了我行动、去看、去听、去感受、去思考——总之是活下去的能力,可这东西从我身体里被抽走了,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具空壳。这次和除夕夜之后的那几天不一样。那时我从未如此绝望。那时,「离她近」的念头,去找她、跟她说话、说服她的想法,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可现在,我完全无能为力。隔着这巨大的距离,我手脚被缚,动弹不得。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在房间之间踱来踱去,反复读着她的信和我被退回的信,琢磨着那些之前被我忽略的细节,发出苦涩的笑声。

我对工作,甚至是对自己的关心,一下子变得少得可怜,近乎于零。打橄榄、收橄榄、运去工厂榨油这些事,我都丢给了别人去管。就算偶尔穿上靴子去野外,我也专挑那些见不到人烟的地方走;半夜回到家里,倒在褥子上,睡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心里总会涌上一个痛苦的念头:「我为什么还活着?」 和玛丽亚·普德尔相识之前那些空虚、没有目标的日子,以一种比从前痛苦得多的方式,又重新开始了。但有一点不同:从前是那种「人生不过如此」的无知在填充我,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我已经知道这世上还有另一种活法,这种「我明白」本身带给我无尽的煎熬。我对周围的一切已经完全视而不见。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可能再从任何事物中得到快乐了。 有那么一阵子,很短的一阵子,那个女人把我从平日里那种懦弱、可怜的状态里救了出来,她让我明白我是一个男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人——我也有着能够好好活下去的一面,这个世界或许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毫无意义。可是,我一失去和她之间的联系,一摆脱她的影响,就又变回了原来的我。现在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需要她。我不是那种能在人生路上独自行走的人。我始终需要一个像她那样的依靠。没有她,我根本活不下去。但我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结果就是这样……如果这能称之为活着的话,我活了下来……

我再也没有收到玛丽亚的音讯。柏林那家旅馆的女房东回信说,范·提德曼夫人已经不住他们那儿了,因此无法提供我所需的任何信息。我还能问谁呢?她之前来信说,她和母亲从布拉格回来之后搬了新家。但地址我不知道。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德国待了将近两年,认识的人少得可怜。我从没离开过柏林,我对这座城市熟悉到了解每一条死胡同。博物馆、画廊、植物园、动物园、森林、湖泊,我没有一个没逛过的。尽管如此,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几百万人里,我只跟其中几个人说过话,真正认识的只有一个。 也许这也就够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有另一个人,大概就足够了。可是,如果连那个人也不在了呢?当一切都变成幻影、欺骗性的梦境、彻底的错觉时,又能怎么办呢?这一次,我失去了相信和希望的能力。我心里滋生出一种对人的不信任,一种苦涩,有时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无论对方是谁,只要跟我接触,我都把他当成敌人,至少也是个有害的生物。岁月流逝,这种感觉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烈了。我对人的怀疑,升级成了仇恨。我躲避一切想接近我的人。我最害怕的,恰恰是我觉得最亲近,或者自以为会亲近的人。「连他都这样做了!……」我对自己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其实不得而知;正因为如此,我的想象力总是停留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做出最严苛的审判。是啊……在分别的那一刻,被一时冲动下的简单承诺,要想不遵守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干脆利落地切断一切联系,无需任何解释。邮局不收信了……不回信了……那些以为存在的东西,一瞬间就消失了。谁知道是哪个新的冒险故事,哪段近在咫尺、更加合理的幸福,正向她张开怀抱。放下这些,为了哄一个天真的孩子而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就去奔赴一个未知的人生,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这可不是她那个永远精明的头脑会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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