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l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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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第 17 章 · 4826 词 · ~25 分钟阅读

可是,为什么我明明把这些事想得如此透彻,却始终无法让自己顺应现实呢?为什么每当前方出现一条新路,我都如此畏首畏尾,不敢迈出一步?为什么每一个靠近我的人,我都像他们是要来害我似的,满怀戒备地迎接他们?有时候,我也会暂且忘了自己,在某人身上找到一些与我相近的地方。可我脑中那个根深蒂固、如死胡同般的可怕判断,立刻就显现出来,它向我呼唤着真相:“别忘了,别忘了,那个人与你更亲近……即便如此,他还是这样对你……”每当我觉得某人已接近我一步,心中燃起希望时,我立刻就收住自己,对自己说:“不,不,他/她离我更近……我们之间甚至已没有距离……可结果呢?”不相信,无法相信……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这是何等可怕。我为了摆脱这种感觉所做的所有努力,全都白费了……我结了婚……就在那一天,我便明白,我的妻子比所有人离我更远。我有了孩子……我爱他们,可我心里清楚,他们永远无法给我生活中所失去的东西……

工作从未让我产生过兴趣。我像一台机器一样,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只是埋头工作。我明知自己被骗,却从中隐约感到一种快意。我被姐夫们当傻子耍,也不在意。债务、债务的利息、结婚的花费,把我手上仅剩的一点家当都掏空了。橄榄园不赚钱。那些有钱人,早已习惯了从政府没收的产业中白捡便宜。一棵一年能产七八里拉果实的树,连根部卖五毛钱都找不到买主。我的姐夫们,纯粹是为了帮我摆脱困境,防止家产流失,才替我还清了债,收走了我的橄榄园……除了那栋有十四个房间的破旧房子和几件家具,我一无所有。我岳父还在世,在巴勒克西尔当公务员;通过他的关系,我在省城的一家公司谋了个职员差事。一干就是好几年。随着家庭负担越来越重,我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少,本该增加的干劲反而消失殆尽。岳父去世了,小姨子和内兄便落到了我头上。我每月四十里拉的工资根本无法养活所有人。我妻子的一位远房亲戚把我弄到了安卡拉,就是我如今工作的这家银行。他指望我懂外语,就算胆小怕事,也能很快升迁。结果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无论我身处何地,我存在与否,对周围的人而言都是无所谓的。每个地方都有无数机会,许多人曾给我短暂的希望,让我去付出自己灵魂中那满溢的、我深知自己拥有的爱,让我重新开始生活。可我就是无法摆脱那种怀疑:“有什么必要呢?既然到头来还是会陷入新的欺骗和失望,又有什么必要呢?”我曾经只相信一个人。我信得那么深,以至于被欺骗之后,我再也无力去相信别人。我并不生她的气。我感觉到自己无法生她的气,无法怨她,更无法去想她有什么不好。但我确实伤透了心。对人生中那个我最信任之人的这份心碎,几乎蔓延到了所有人身上;因为她对我而言,就是整个人类的化身。后来,即便岁月流逝,当我看到自己依旧对她如此依恋时,心中反而涌起更大的愤懑。她大概早就忘了我吧。谁知道她现在和谁在一起,和谁来往呢。傍晚时分,在家里听着孩子们的吵闹声,厨房里妻子洗碗时的拖鞋声、碗碟的碰撞声,还有小姨子和内兄的争吵声,我会闭上眼睛,想象玛丽亚此刻身在何处。也许,她正和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在植物园里看红叶,或是在某个昏暗的画展上,透过玻璃上夕阳的余晖,欣赏着大师笔下不朽的作品。一天晚上,我回家时顺路去了街角的杂货店买了些东西。正要出门时,对面那间租给单身汉住的房间的收音机里,响起了韦伯的歌剧《奥伯龙》的序曲。我差点把手里的包裹掉在地上。这也是我和玛丽亚一起去看过的几部歌剧之一,而且我知道她特别喜欢韦伯;在路上,她总爱用口哨吹这序曲。一股思念涌上心头,仿佛昨天才与她分离。失去最珍贵的物品、财富和一切世俗快乐,痛苦总会随岁月消逝。唯独错过的机会,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去,每一次回忆都让人心头刺痛。原因大概在于“这本来可以不这样的”这种想法,否则人总是乐于接受自己认为是天注定的事。

我从妻子、孩子、乃至全家那里,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心;但我也知道自己没资格期待这些。在柏林,那个奇怪的新年夜,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这种感觉如今已完全扎根了。我对这些人来说又有什么必要呢?他们能容忍我,就为了那几个买面包的铜板吗?人需要的不是彼此的物质帮助或金钱,而是爱和关心。没有这些,拥有家庭的真名实义,就是“养一帮陌生人”。我盼望着这一切早点结束,盼望着他们再也不需要我的那一刻。渐渐地,我全部的生活,就变成了苦苦等待这尚且遥远的一天。简直就像一个等着刑满释放的囚犯。每一天,只有朝着那个结局靠近一步,才对我有些意义。我像一株植物,无怨无悔,无知无觉,没有意志,就这么活着。我的感觉渐渐变得迟钝。我什么都不难过,也什么都不高兴。

我无法生别人的气,因为那个最宝贵、最好、最亲爱的人,给了我最深的伤害;对其他人,还能指望什么别的吗?我也无法去爱别人,也无法再靠近他们;因为我在那个最信任、最信赖的人身上栽了跟头。我还能相信别人吗?

就这样,岁月大概会流逝,我所等待的那一天会到来,一切都会终结。我再别无所求。生活跟我开了个恶毒的玩笑。好吧,我既不埋怨自己,也不埋怨别人,坦然接受发生的一切,默默地忍受。可这没必要继续下去。我只是感到厌倦,纯粹的厌倦。我没有别的怨言了。

有一天……就是昨天,星期六,中午我回到家,脱了外套。我妻子说家里缺些东西:“明天店铺关门,你再跑一趟集市吧!”她说。我不情不愿地穿上衣服,走到了哈莱区。天气相当暖和。街上有很多闲逛的人,他们想在布满灰尘的空气里找一丝傍晚的清凉。我买完东西,把包裹夹在腋下,朝雕像方向走去。我不想像平时那样走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而是想绕点路,从柏油路回去。一家店门口挂着的巨大时钟指着六点。我突然感觉被人抓住了胳膊。一个女人的声音几乎是在我耳边喊道:

“拉伊夫先生!”

这句德语问候让我大为惊愕。我差点吓得挣脱逃跑。那女人紧紧抓住我:

“不,我没认错,您真的是拉伊夫先生……天哪,人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她喊着,路上的行人都看着我们。

我慢慢抬起头。还没看见她的脸,从她硕大的身形,我就认出了她是谁。她的声音也一点没变:

“啊,范·提德曼夫人,谁能想到会在安卡拉见到您?”我说。

“不,不是范·提德曼夫人……只是德普克夫人!……为了一个丈夫,我牺牲了一个‘范’,但我亏损不大!”

“恭喜您……那么说……”

“对,对,正如您想的那样……您离开后没过多久,我们也搬出了那家寄宿公寓……当然是一起走的……去了布拉格。”

一听到“布拉格”,我心里就一阵刺痛。刚才一直不愿想起的事,这下再也无法压制了。可我该问什么呢?她并不知道我和玛丽亚的关系,我问了又有什么意义?她不会问我怎么认识的玛丽亚吗?之后她会说起的事……是不是永远别知道才好?都过了这么多年——整整十年,甚至更多——现在知道又有什么用呢?……

我意识到我们还站在街中间,于是说:

“我们去哪儿坐坐吧;彼此都有好多事要问……我还是很惊讶会在安卡拉见到您!”

“是啊,找个地方坐坐就好了,可我们火车的时间快到了,不到一个小时了……别误了……早知道您在安卡拉,我一定会找您的。我们昨晚到的。今晚就走……”

我现在才注意到,她身边站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脸色苍白,安安静静的。我笑了:

“是您女儿吗?”我问。

“不是,”她说,“是亲戚!……我儿子快读完法律了!”

“您还给他推荐书吗?”

她愣了片刻,想不起来,随后笑着说:

“对,您说得对,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听我的推荐了。那时候他还很小……大概十二岁……天哪,日子过得真快!……”

“是啊……可您一点都没变!”

“您也是!”

我记起她刚才说话更坦诚些,于是没吭声。

我们朝前走去。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开口打听玛丽亚·普德尔的事,尽聊些无关紧要、与我不相干的题目。

“您还没说为什么来安卡拉呢!”

“啊,是啊,您听我说这个……我们不是来安卡拉,只是路过……路过顺道来看看。”

她答应在一家卖柠檬水的小摊旁坐五分钟,并在那里继续她的讲述:

“我丈夫现在在巴格达……您知道的,他是殖民地商人嘛!”

“可巴格达好像不是德国的殖民地吧?”

“我知道,亲爱的……可我丈夫专做暖带物产的生意。他在巴格达做椰枣生意!”

“他在喀麦隆也是做椰枣生意吗?”

那女人脸上带着“你真是多管闲事”的表情看着我:

“不知道,您写信问他自己吧!他不让女人插手生意上的事!”

“您现在去哪儿?”

“柏林……既回乡看看,又为了……”她指了指坐在旁边那个脸色苍白的孩子:“也为了这个孩子……因为她有点瘦弱,冬天就待在我们家。现在我带她回去。”

“这么说您常去柏林?”

“一年两次!”

“德普克先生的生意看来不错!”

她笑了,还扭捏了一下。

我仍然问不出口。连我自己都意识到了,这种犹豫并非因为不知道如何开口,而是出于对即将得知之事的恐惧。可是,所有事对我而言不都一样吗?我心里没有一丝活着的感情。我在怕什么呢?玛丽亚可能已经找到了她自己的“德普克先生”。也许她至今未婚,在男人之间来回奔走,寻找着“可以相信的人”。无论如何,她大概连我的长相都忘了吧。

这么一想,我也记不起她的脸了。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意识到,无论是她那边还是我这里,都没有彼此的照片……我大吃一惊。为什么分别时我们竟没想过这事?就算我们以为很快就能再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好了,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这件事?难道我从未感到有必要在脑海中重现她的面容吗?

我记得,最初的几个月里,我脑子里存着她面部的所有线条,随时随地都能毫不费力地在想象中看到她……后来……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便非常小心地回避去看和想象这张脸。我知道自己承受不住。她的脸,就是那幅《穿皮大衣的圣母》的面孔,哪怕只是在想象中,也如此强烈,如此有力,足以让我失去所有平静。

可现在,当我确信自己不会再有任何激动,想要再回忆一遍那些旧日和往事时,我寻遍了记忆,却找不到她的脸……而我连一张她的照片都没有……

又有什么必要呢?

德普克夫人看了看表,站起身来。我们一起朝车站走去。

那女人对安卡拉和土耳其非常满意:

“我从未见过对外国人如此尊敬的国家!”她说。“就连瑞士,虽然它的繁荣全靠外国游客,也比不上这儿。那里的人看每个外国人,都像看一个硬闯进自己家的人……可土耳其这边,每个人都好像等着机会,要给外国人行个方便;还有,我很喜欢安卡拉!”

老太太不停地说着。小女孩走在前面五六步远的地方,用手摸着路边的树。等我们离车站相当近了,我才下定决心,但尽量装作漫不经心地开口:

“您在柏林的亲戚多吗?”

“不多……我其实是布拉格人,苏台德德意志人……我的第一任丈夫是荷兰人……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我在柏林的时候,见过一个女人,她说她是您的亲戚……”

“在哪儿?”

“在柏林……在一个画展上偶然碰到的……好像是个画家……”

女人一下子来了兴趣:

“然后呢?”她说。

我犹豫着:

“然后……不知道……我们好像只谈过一次话……她有一幅很漂亮的画……借着那机会……”

“您还记得她的名字吗?”

“好像叫普德尔……对,玛丽亚·普德尔!画底下有她的签名……目录上也写着……”

女人没有回答。我定了定神:

“您认识她吗?”我问。

“认识。她为什么要说是我亲戚?”

“不知道……大概我跟她提起我住的寄宿公寓,她就说她在那家也有亲戚……或者别的原因……现在当然记不清了……都十年了!”

“是啊……时间不短了……她母亲跟我说过,她女儿有一阵子总提一个土耳其人,整天都在说他,我就在想,不会是你吧?不过奇怪的是,那女人一直没见过女儿崇拜的那个土耳其人……那年她去布拉格,才从女儿那里听说那个土耳其学生已经离开柏林了!……”

我们到了车站。女人朝火车走去。我怕一换话题就再也没机会绕回这件事,无法得知真正想了解的东西,于是带着极大的期待,用目光追随着她的眼睛,等她继续往下说。

女人把旅馆侍者打发走——他刚把行李搬上车厢——然后转向我:

“您为什么问这个?”她说。“您不是说和玛丽亚不太熟吗?”

“是啊……可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的画我非常喜欢……”

“她是个好画家!”

我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让我不安的感觉,我问道:

“您说她‘是个好画家’?现在不是吗?”

女人环顾四周,找那个小女孩,见她已上车坐好,便把头凑向我:

“当然不是了……”她说。“因为她已经不在了。”

“什么?”

我听到这个词从自己嘴里像口哨一样冒出来。周围的人都回头看我,车厢里那个小女孩也探出头来,惊讶地打量着我。

女人的目光在我脸上细细打量:

“您为什么这么惊讶?”她说,“您脸色发白?您不是说不怎么认识她吗?”

“再怎么……”我说,“也是想不到会去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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