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读点什么吗?”我说。
“随你便!”
饭后,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尽可能读些无聊的东西来催她入睡。我犹豫了一下:
“要不我讲讲,元旦过后这五天我都做了什么?这样你睡得更快!”我说。
这句俏皮话她没有笑,也没有回应;只是点了点头,仿佛在说“说吧”。我开始了,语速缓慢,时不时停顿一下来回想。我讲了我是怎么出的门,去了哪些地方,在万塞看到了什么、想了什么,夜里怎样在她必经之路上、后来在她家附近徘徊,最后,最后那晚,当我得知她在医院时,怎样跑到那里,在门外一直等到天亮。我的声音极其平静,几乎像是在讲述别人的事情,毫无激动之情。我着重于细节,把内心的想法一一回忆、分析,倾倒出来。她也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安静得像是睡着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说着。所有这些,仿佛我更像是在对自己重复。我把一些连我自己都还没弄明白的情感如实道出,就此争论,没得出什么结论就又转到别的事情。只有一次,当我讲到在电话里想跟她告别时,她睁开了眼,仔细看了看我的脸,然后又闭上了。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变化。
我什么都没隐瞒,也不觉得有必要隐瞒。因为我没有任何目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事,对我来说就像隔了许多年的回忆一样陌生。我和它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段距离。因此,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她的判断,我都毫无隐秘的念头和算计,近乎残酷。那些在我守候她的夜晚、涌入脑海的无数自欺欺人的话语,此刻我一个都想不起来,我也不去寻找。我心里除了一个单纯的“叙述的需求”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兴趣。我评价这些事件,不是根据它们与我的关系,而是根据它们本身的重要性。而她,尽管没有任何细微的动作,却全神贯注地听着。
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当我讲起在医院里看着她床头时想了些什么、怎样想象她已经死了的时候,她眨了几次眼……仅此而已。
说完之后,我沉默了。她也沉默了。我们就这样大概过了十分钟。终于,她把头转向我,睁开眼睛,很久以来第一次隐隐约约地笑了(或者我以为是如此),然后用极其平静的声音说:
“要不我们睡吧?”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整理好睡铺,脱了衣服,关掉电灯;但直到很晚都没能睡着。我凭着她没有呼吸声,知道她也醒着。尽管睡意渐渐涌上眼皮,我还在等待每晚习惯了的那均匀柔和的呼吸声响起。我努力不让自己失去意识,不停地翻动身子。即便如此,第一个睡着的还是我。
早晨我很早就睁开了眼。房间里还很暗。只有一丝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我没有找到期待的声音——她的呼吸声。屋子里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我们两个都像绷紧了灵魂的全部弦在等待着。我们两人心里都积压了许多事情。我几乎能实体地感觉到这种积聚。同时,我心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她到底是什么时候醒的?难道根本没睡?我这样想着……尽管我们一动也不动,房间却被我们彼此间游走的思绪散发出的氛围填满了。
我轻轻抬起头,眼睛适应黑暗后,发现玛丽亚·普德尔把背靠在枕头上,正看着我。“早上好!”我说,然后走出去洗了脸。再次回到房间时,女病人还是同一个姿势。我拉开窗帘,收起了床头灯,整理了我睡的沙发床。给女仆开了门,又帮玛丽亚·普德尔喝了牛奶。
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几乎没说话。每天都是这样起床,做着同样的事情:中午之前去肥皂厂,下午给她读报纸或书,跟她讲讲我在外面看到的听到的,就这样一直待到傍晚。这样是不是应该?该不该这样?我不知道。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这条路,我只是服从。我内心没有任何欲望。既不想过去,也不想未来,只知道正在活着的此刻。我的灵魂像无风无浪的海面一样平静。
刮完胡子、穿好衣服之后,我向玛丽亚·普德尔请求离开:
“你要去哪儿?”她说。
我吃了一惊:
“你不知道?”我说,“去工厂!”
“今天不去不行吗?”
“可以,但为什么?”
“不知道……我希望你今天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把这当作病中的任性;但没有回答。开始翻看女仆放在床边的晨报。
玛丽亚·普德尔的样子有些奇怪的匆忙,近乎不安。我把报纸放在一边,走到她身边坐下,把手放在她额头上:
“今天感觉怎么样?”
“很好……非常好……”
尽管她没有动,但我明白她并不希望我把手从她脸上拿开。我感觉到我的手指贴着她的脸颊和额头,仿佛她所有的意志力都集中到了皮肤上。
我用尽量显得漫不经心的声音说:
“看来是非常好啊。那为什么今晚你几乎没睡?”
她愣了一瞬。一种红晕从脖子蔓延到脸颊。看得出她在挣扎着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她突然闭上眼睛,头向后靠去,好像筋疲力尽,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啊,拉伊夫!……”
“怎么了?”
她稍微振作了一下,急促地呼吸着说:
“没什么!”她说,“今天我不想让你离开我身边……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你昨天讲的那些事情,等你一走,就会涌进我脑海,一分一秒也不让我安宁……”
“早知道我就不讲了。”我说。
她摇着头回答: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为自己说的……我不能再相信你了!我怕把你一个人留下……是的,今晚我几乎没合眼。一直在想你。你离开我之后做了些什么,怎样在医院周围徘徊,我全都看见了,事无巨细,甚至包括你没讲到的部分……所以,我再也不能让你独自一人了!我怕……不仅仅是为了今天……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身边了!……”
她额头上冒出了细小的汗珠。我轻轻地擦去它们。这时我手心里感觉到一片湿热的泪。我惊讶地看着她的脸。她在笑,很久以来第一次那样明朗地、纯净地笑着;但泪水却从眼角滑落到脸颊。我用双手捧住她的头,把它放在我的臂弯里。现在她笑得更多、更轻松了;但眼泪也相应增多了。她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胸口也没有因抽泣而起伏。我无法想象世上还有这样平静、这样安详的哭泣。我握住她那双像小白鸟一样停在白色床单上的手,开始摆弄它们。我把她的手指弯起又张开,让它握成拳头在我掌心里攥着。她手掌内侧有像树叶脉络一样细的纹路。
我轻轻地把她的头放回枕头上:
“你会累的。”我说。她的眼睛闪亮:
“不,不!”说着她抱住了我的手臂。然后像自言自语似的说:
“现在我知道我们之间缺少的是什么了!”她说,“这个缺失不在你,在我……我缺少的是信任……因为我一直无法相信你这么爱我,所以以为自己并没有爱上你……现在我明白了。看来,别人从我身上夺走了信任的能力……但现在我相信了……你让我相信了……我爱你……不是发疯似的,而是非常清醒地爱你……我要你……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欲望……等我一好!……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呢?……”
我没有回答,把脸贴在她眼角,擦干了她的眼泪。
从那以后,直到她康复能够下床,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她。只有为了买吃的、水果,或回公寓换洗衣服,不得已丢下她一两个小时,那时时间对我来说变得格外漫长。当我扶着她胳膊坐到沙发上,或者给她披上一件薄开衫时,我感受到了将生命献给另一个人的无限幸福。我们面对面坐在窗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望着窗外,什么也不说,只是偶尔相视而笑;她的病和我的幸福让我们都变得像个孩子。几周后她力气稍大了一些。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一起出门散半小时的步。
出门之前,我会仔细地帮她准备好,连袜子都替她穿上,因为她一弯腰就会咳嗽。然后给她披上皮大衣,慢慢地扶她下楼……然后在离房子一百五十米远的一张长椅上歇一会儿。再从那里走到蒂尔加滕公园的一个小湖边,看长满青苔的水面和天鹅。
然后有一天,一切结束了……结束得那么简单,那么冷酷,以至于一开始我根本无法理解这件事的分量……我只是有些惊讶,非常难过;但我从没想到这件事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如此巨大、如此不可改变的影响。
最后那几天,我有点不想回公寓。尽管我已经预付了房费,但我一直没去露面,房东一家对我有些冷淡。一天,赫普纳太太说:
“如果您搬到别处去了,就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好报告警察。不然他们会追究我们责任的。”
我想用玩笑搪塞过去:
“我哪舍得离开您呀?”说着我进了自己的房间。这个我住了一年多的房间,我的那些大部分从土耳其带来的物品,散落在各处书本,对我来说完全陌生。我打开行李箱,拿了些需要的东西,用报纸包好。这时女仆走进来:
“您有一份电报,等了三天了!”说着递给我一张折叠的纸。
一开始我什么也没明白。我迟迟没有接过女仆手中的电报。不,这张纸应该和我无关……我希望只要不去知道其中的内容,就能赶走徘徊在我周围的灾祸。
女仆奇怪地打量了我一眼,见我没动,就把电报放在桌上走了。我猛地站起来,这回,想着不管怎样早点结束算了,迅速打开了电报。
是姐夫发来的。“你父亲去世了。路费已汇。速回!”就这些。四五个简单、意义明确的词……尽管如此,我盯着手里的纸看了很久。把每一个词读了又读,读了几遍。然后站起来,把刚才收拾好的包裹夹在腋下,走了出去。
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周围没有任何变化。一切都和我来之前一模一样。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周围的东西都没有任何异样。玛丽亚·普德尔肯定在窗口等我。尽管如此,我已经不再是半小时前的那个“我”了。在几千公里之外,一个人停止了活着;这件事尽管可能发生在几天甚至几周前,但无论是玛丽亚·普德尔还是我,什么也没察觉到。日子和日子没什么不同。但突然间,手掌大的一张纸,把一切都翻了个个儿,把我从这个世界带走,带到那里,提醒我:我不属于这里,而属于电报发来的那个遥远的地方。
我清楚地意识到,几个月来缠绕着我的生活,我把它当作真实并期望它继续下去,这样的想法是多么错误。但另一方面,我还在挣扎着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事情不应该这样。出生在某地、是某人的儿子,这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两个人找到了彼此,在这个如此艰难的世界上获得这种稀有的幸福。其他都是次要的。那些次要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地调整,以适应那个主要的事实——我们找到了彼此。
但我又很清楚,这不会发生。我看到我们的生活是如何被一系列微不足道的细节所戏弄,因为真正的生活正是由这些细节构成的。我们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永远不相吻合。一个女人可以看着火车窗外,当一颗煤屑飞入眼中,她不在意地揉一揉,这件微小的事就可能让世上最美的眼睛之一失明。或者,一片瓦片被一阵轻风吹动,砸碎了一个令时代羡慕的头颅。我们不会去想眼睛更重要还是煤屑更重?瓦片重要还是头颅重要?既然我们总是毫不思辨地接受所有这些,那么对于生活中其他许多类似的捉弄,我们也只好用同样的听天由命来忍受。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世上有不可抗拒的事件,而我们无法理解它们的原因和逻辑,这是真的;但也有一些荒谬和失序,虽然据说是效法自然,本可以避免发生。比如,是什么把我拴在哈夫兰?几片橄榄园,几家肥皂厂,几个我从未想知道认不认识的亲戚……而我却用全部生命、全部活着的那部分,紧紧联结着这里。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能留在这里?很简单:哈夫兰的生意会荒废,姐夫们就不会给我寄钱,而我在这里一无所有,只能徒劳挣扎。另外还有许多事:护照、大使馆、居留证……我无法理解这些东西对于人的生命到底有多必要,但它们无疑重要到足以左右我的人生方向。
我把事情告诉玛丽亚·普德尔时,她沉默了一会儿。脸上带着一种奇特的微笑;低头看着前面,好像在说:“我怎么说来着?”如果我把自己内心所有的一切都倒出来,我觉得自己会显得很可笑,于是我拼命努力保持镇定。只是几次说道: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您要怎么办?当然是走啊……我暂时也离开。反正我不可能再工作很久了。我去布拉格,在我母亲那儿。那里的乡村生活对我的健康肯定有好处。我就在那里过春天了。”
她撇下我谈起自己的计划,我觉得有点奇怪。她时不时地用躲闪的目光打量我。
“你什么时候走?”她说。
“不知道?收到路费就该动身……”
“也许我会先走……”
“是吗?!”
我的惊讶让她笑了:
“你永远是个孩子,拉伊夫!”她说,“对无法避免的事情表现出慌张和激动,是孩子的表现。再说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计划很多事……”
我出门去处理一些琐事,跟公寓了结关系。傍晚回到玛丽亚·普德尔那里时,看到她已经像是准备好旅行的样子,我大吃了一惊。
“何必浪费时间?”她说,“早点走,我也可以让你自由地做好出发准备。然后……谁知道呢……我决定在你之前离开柏林……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