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从这一刻起,我身上发生了一种改变,它支配了我人生的方向。从这一刻起,我开始相信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毫无用处的人。偶尔,我好像又重新回到了生活之中,以为自己还活着。甚至就在思考这些事几天之后,一个全新的局面曾一度将我笼罩,让我暂时忘却了这些念头。
然而,在我灵魂的最深处,这个信念——即人世间不需要我的信念——却始终扎下了根,从未离开。我的任何一个举动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时至今日,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瞬间的全部细节,正是那个瞬间彻底击垮了我的勇气,将我完全与周围世界隔绝开来;我也意识到,当时我对自己所做的判断并没有错……
我一路小跑来到了柏油路上,开始朝柏林方向走去。从昨晚到现在我什么也没吃,但胃里更多的不是饥饿,而是一种恶心的感觉。我的双腿并非疲乏无力,而是有一种紧绷感正朝着躯干蔓延。这一次,我走得很慢,而且陷入了沉思。越接近城市,我的绝望就越发加剧。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往后的日子将要与她分开度过,觉得这种可能性简直可笑、不切实际、绝无可能……我决不可能低头去求她。这样的事情我既做不出来,也毫无用处……我脑海里浮现出种种幻想,它们就像我童年时编织的那些白日梦,但比那些梦更疯狂、更荒唐、也更具血腥: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在她亚特兰蒂克准备登台表演的那个时间,我打电话把她叫出来,先为我打扰她而道歉,然后简短地道别,对着话筒朝自己脑袋开一枪——那该有多好啊!她听到这声可怕的枪响,起初会愣住,搞不清发生了什么,随后会发疯般地喊着:“拉伊夫!拉伊夫!”试图得到我的回应。当我在地上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说不定还能听到她的声音,然后微笑着死去。她不知道我从哪里打的电话,只能在绝望中挣扎,不敢报警,第二天双手颤抖地翻看报纸,读着这桩无法解开的惨剧的详细报道时,她的心会在悔恨与绝望中跳动,她会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忘记我,而我用鲜血将这份记忆刻入了她的脑海。
我已经接近了城市。我再次穿过那些桥梁,在桥下、桥上走过。天色渐晚。我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我走进一座小公园坐了下来。眼睛火辣辣地疼。我仰起头,望向天空。积雪冻僵了我的双脚。尽管如此,我还是坐了好几个小时。一种奇怪的麻木感蔓延到全身。就这样冻死在这里,第二天被悄无声息地埋进某个地方……玛丽亚若是几天后偶然得知此事,她会怎样?她的脸上会是什么表情?她会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有多么后悔?
我的思绪始终围绕着她在打转。我站起身来,重新上路。要走到市中心,我还得再走上好几个小时。路上我开始自言自语起来。我一直在对着她说话。就像我们刚认识的那几天一样,千百种美妙、诱人、具有说服力的念头涌入我的脑海。这些话不可能对她没有影响,不可能不改变她的想法。我眼含泪水,声音颤抖地向她诉说着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这个两个人想要找到对方如此艰难的世界里,我们却因为这样毫无意义的理由而分开,这是不可能的……像我这样一个总是平静、对一切都逆来顺受的人,突然变得激动起来,起初让她觉得有些奇怪,后来她慢慢地拉住我的手,微笑着对我说:“你说得对!”
是啊……必须见到她,必须把这一切都告诉她。必须改变那个我早上那么轻易就接受了的可怕决定……她一定会改变主意的。甚至说不定,她对我几乎毫无反抗就离开她家这件事感到惊讶,甚至生气了。我必须立刻见到她,就在今晚。
我一直在外面游荡到十一点,然后在亚特兰蒂克门前,来回踱步,开始等她。但她没来。最后我问了那个站在门口、穿着镶金边衣服的门卫。“不知道,她今晚没来!”他说。那时我推测她的病情加重了。我一路跑到她家门前。她的窗户里没有灯光。想必她已经睡了。我想着打扰她恐怕不好,便回了公寓。
接连三天,我都用同样的方式在路上等她,然后去她家门口,看着黑洞洞的窗户,却始终鼓不起勇气做任何事,只好折返。 每天我都坐在房间里,试图看书。我翻着书页,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有时,我下定决心集中注意力,从头再看一遍,但没读几行,就发现思绪又飘到了别处。白天,我会接受现实,明白她的决定是最终的,除了等待时间过去,我别无他法。但到了夜晚,我的想象力便开始活跃起来,像个高烧的病人一样,让我去想一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最后,违背我所有白天的决定,我会在深夜冲出门去,在她可能经过的路上和她家附近徘徊。因为不好意思再去问那个镶金边制服的门卫,我只能满足于远远地看着。五天就这么过去了。每天晚上,我都会在梦里见到她,感觉比从前更亲近。
第五天,当我发现她仍然没有去上班时,便从一个赌场打电话到亚特兰蒂克,找玛丽亚·普德尔。他们说她因为生病,几天没来了。这么说她是真的病得这么重。难道我刚才还怀疑过吗?为什么我一定要等得到这个确认,才肯相信她是真的病了?她总不至于为了躲开我而改变上班时间,或者吩咐门卫赶我走吧!……我下定决心,就算她睡着了也要把她叫醒,便朝她家走去。我们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宽广到足以赋予我这样做的权利。不可能把那场醉酒之夜次日清晨的场景看得那么重。
我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为了不让自己犹豫退缩,我立刻把手伸向门铃,短促地按了一下,然后等待着。屋里没有任何动静。之后,我又按了几次,每次都很长。我没有听到期待中的脚步声。只有对面那户人家的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睡眼惺忪的女佣问道:
“您找谁?”
“住在这里的人!”
她仔细看了看我的脸,然后用一种没好气的语气说:
“那儿没人!”我的心猛地一跳:
“搬去别的地方了吗?”
我的慌乱和激动似乎让对面的女孩态度稍微缓和了些,她摇了摇头回答:
“不是,她母亲还没从布拉格回来。她自己又病了,没人照顾,所以保险公司的医生把她送进医院了!”
我冲向那个说话的姑娘:
“她得了什么病?严重吗?送进了哪家医院?什么时候?……”
面对我一连串的问题,女佣吓了一跳,后退了一步,说道:
“别喊,会把屋里人吵醒的……是两天前送去的,好像是被送到夏里特医院了!”
“什么病?”
“我不知道!”
我连对身后那个惊讶地看着我的女佣道声谢都顾不上,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下楼梯。我从遇到的第一个警察那里打听到了他们所说的夏里特医院在哪里。我不明所以地赶到了那里。那座有几百米长的巨大石砌建筑让我心里一阵发凉。但我没有丝毫犹豫,走到大门前,把门卫从门房里叫了出来。
对于一个深更半夜冒雪前来、打扰他休息的访客,这个门卫或许已经表现出了比我所应得的更多的礼貌,但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女人来过,不清楚她的病情,也不知道她被安排在了哪个病房。对于我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努力微笑着,不耐烦地回答:“明天九点再来,那时你就知道了!”
我是多么爱玛丽亚·普德尔,又对她有多么疯狂的依恋啊,直到这个夜晚,我绕着那堵高高的石墙徘徊到天亮,脑海中只有她的时候,我才彻底明白。我看着那些仍从许多房间里透出昏暗黄光的窗户,猜测着她会在其中哪一扇窗户后面。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抗拒的渴望,想要守在她身边,侍奉她,亲手拭去她额头的汗水。
就在这个晚上,我明白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眷恋,有时甚至会比他对生命的眷恋更加强烈。也正是在这个晚上,我明白了,在失去她之后,我在这世上只能像一颗空心的核桃一样,无助地滚动、漂泊。
风把雪从一面墙吹到另一面墙,灌进我的眼睛。街上空无一人。偶尔会有一辆白色的汽车驶进医院大门,一会儿又开出来。一个警察第二次从我身边走过时,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看;当他第三次路过时,问我在这一带转悠干什么。我说里面有我的病人,他劝我去休息,明天再来;不过,在之后的几次相遇中,他只是一脸同情地看着我,一言不发地走过去了。
天开始蒙蒙亮时,街道上渐渐有了生气。不一会儿,从医院几扇大门里进出白色汽车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正好九点钟时,虽然不是探视日,我还是从值班医生那里获得了探望病人的许可。想必是我脸上那种失魂落魄的表情,才让我得到了这个破例。
玛丽亚·普德尔住在一间单人病房里。陪我进来的护士告诉我不要在病房里待太久,病人不宜劳累。她得的是肺炎。不过医生说情况并不太危险。玛丽亚转过头看到我,立刻露出了微笑。但她的表情随即就变了,变得有些焦急。等护士离开病房,只留下我们俩时,她立刻问道:
“你怎么了,拉伊夫?”
她的声音一点都没变。只是她的脸色苍白,透着一点蜡黄。我凑到她身边,说道:
“你才怎么了呢?看,让我说中了吧?”
“没事的……总会好起来的……倒是你看上去很疲惫!”
“我今晚在亚特兰蒂克才知道你病了。我去你家,对面那家的女佣说你被送到这儿来了。夜里他们不让我进去,我就一直等到天亮。”
“你在哪儿等的?”
“就在这儿……医院周围!”
她的目光在我身上扫视着。神情十分严肃。她好像要说什么似的动了一下,然后又止住了。
护士推开了一点门。我向病人道别。她点了点头,但没有微笑。
玛丽亚·普德尔在医院里住了二十五天。或许他们还想让她多住一阵子,但她告诉医生,她在医院里很烦闷,回家后也能好好照顾自己。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她带着长长的医嘱和大把的处方,出院回了家。这二十五天里我做了什么,现在已不太记得了。大概,除了去医院看她,守在她的床头,看着她汗涔涔的脸庞、偶尔滑向一边的眼睛、以及艰难起伏的胸口之外,我什么也没做。我甚至根本就没有活过;因为如果我活着,现在对这些日子总该留下哪怕一点小小的回忆才对。只有在她身边时,一种巨大的恐惧才会攫住我:那就是害怕失去她。她伸在床沿外的手指,把毯子末端微微顶起的脚尖,仿佛已经带上了死气。甚至她的脸、她的嘴唇和她的微笑,也像是在等待着一个小小的机会、一个瞬间,来完成这种可怕的转变……到那时我该怎么办?是啊,我会保持镇定,料理她的后事,选定她的墓地,安慰那时应该已经从布拉格回来的她的母亲,最后,和几个人一起,把她放入一个土坑中。我会和大家一起离开那里,过一段时间,再偷偷来到她的墓前,和她单独待在一起。而所有的一切,就在这一刻开始。从这一刻起,我才算是真正地失去了她。到那时,我该怎么办?所有事情我都能想到这一步,细节历历在目,可之后会怎样,我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是啊,把她埋入地下,墓前的人们散去,只留下我和她单独相对时,我还能做什么呢?……既然与她相关的一切都已结束,那我存在于这个世上,恐怕就是最可笑、最无谓的事情了……我的整个灵魂都陷入了一片可怕的空虚之中。等到她开始好转的一天,她对我说:
“你去跟医生说说,让他们放我出院吧。”随后,她像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一样,低声咕哝道:
“你照顾我,会照顾得更好。”
我没有回答,冲出了病房。专家还是希望她再住几天。我们同意了。终于,在第二十五天,我用她的皮大衣把她裹好,挽着她的胳膊走下楼梯。我用一辆出租车把她送回家,上楼的时候,司机也帮着搀了她一把;尽管如此,等我把她的衣服脱掉、安顿她躺到床上时,她已经筋疲力尽了。
从这一刻起,真正独自照顾她的,只有我一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会每天中午前来打扫房间,生起那个大的瓷砖壁炉,做一顿病人吃的饭菜。尽管我百般坚持,玛丽亚还是不同意把她的母亲叫来。她哆嗦着手写信过去:“我挺好的,你自己保重,就在那边过冬吧!”
“她来了也帮不上我什么忙,因为她自己都需要人照顾……只会白白地担心,也让我心里不好受!”她说道。随即,她又用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咕哝道:
“这不有你照顾我嘛!难道你累了、烦了?”
但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微笑,也没有开玩笑。其实从她生病以来,她几乎就再没笑过。 只有她在医院我第一天见到她的那个日子,她对我露出了笑容,从那以后她就一直保持着一种固执的严肃。无论是请求某件事,道谢,还是谈论任何问题,她总是严肃而若有所思。我晚上会守在她的床头直到很晚,清晨又早早地过来。后来,我把另一个房间的一张大些的沙发以及她母亲的床罩搬来,开始睡在了同一个房间里。元旦那天早晨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件事还称不上是“事”,只是那次简短的交谈,从未被提起过一个字。所有一切——我去医院探望她、接她回家、我们在这儿的共同生活——都被视为理所当然,无需多言。对于这些事,我们俩都避而不谈,哪怕是丝毫的暗示。不过,她显然在想些什么。当我忙忙碌碌地在房间里走动,或是大声给她朗读时,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在追随着我,不知疲倦地落在我身上。她仿佛在寻找我身上的什么东西。有一天傍晚,在台灯的光线下,我正在给她读雅克布·瓦塞尔曼的一个长篇小说,叫做《从未被亲吻过的嘴唇》。小说讲述了一位老师,一生从未被人爱过,连他自己都不曾承认,却在期待着一种爱、一份来自他人的温情中老去。作者用精妙的笔触描绘了这可怜人灵魂的孤独,以及那些只在他内心萌发、又无人察觉便匆匆凋零的希望。故事读完后,玛丽亚闭上眼睛,沉默了许久。然后她转向我,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声音问道:
“元旦之后,我们没见面的那几天,你都做了什么,还没告诉我呢!”
“我什么也没做。”我回答。
“真的吗?”
“不知道……”
又是一阵沉默。这是她第一次触及这个话题。但我并没有感到意外。其实我意识到,我等待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不过,我没有回答,而是喂她吃了饭。然后仔细地替她盖好被子,又坐回她的床头,说道: